良乃如是，其可畏哉！
且怯敌以退保者谁乎？岂非张俊耶？激于先臣‘当戮力以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之两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为欲弃山阳保江之说，以诬先臣。而万俟卨、罗汝楫从而和之，市三传而有虎矣。曾不知以‘并亡无益’、辞赵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刘麟之锋，而欲弃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驾亲征，而以坠马伤臂为辞，赵鼎欲诛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况是时迁怒于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见矣。是其倡为此说，以欺当时，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盖其怯敌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轧己，而嫁祸于先臣，以自附于桧也。
欲画淮以和戎者谁乎？岂非秦桧邪？桧欲和戎，以践宿昔之盟，而先臣不死，恐坏其议，故谋置先臣于死地。犹虑万世之议己，乃撰为玉音，以实其罪耳。曾不知异时诸将并入，版图半上职方，亟请班师者，此桧也；淮西虏遁，将议遂北，而召诸将，拜以枢管者，此桧也；通书虏酋，主画淮之誓者，亦此桧也。使先臣少贬其说，则与桧意合矣，尚何后患之有。况熊克《中兴小历》称宰执奏事，而有此玉音，以此观之，桧自述此玉音于史臣，俾之记之，欲以欺后世，而又托之君者，所以自盖其画淮和戎之罪，因惧其为己祸，而驾说于先臣，以并诬其君也。
且建炎四年，张俊尝以虏人扰江东、西为虑，而命先臣守鄱阳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泽之郡，车不得方轧，骑不得并行，虏得无断后之虑乎？但能守淮，何虑江东、西哉！使淮境一失，天嶮既与虏共之矣，首尾数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后为安耶？’俊心服而从之。及献靖安之俘，陛对首论及此，且测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护腹心。高宗皇帝玉音嘉纳，载在国史，可考而见。夫先臣知守江之东、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则弃山阳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谋乎？
建炎元年，张所招抚河北，尝以河南、北之利害问先臣矣，而先臣之对曰：‘本朝之都汴，非有秦关百二之险也。平川旷野，长河千里，首尾绵亘，不相应援，独恃河北以为固。苟以精甲健马，冯据要冲，深沟高垒，峙列重镇；使敌入吾境，一城之后，复困一城，一城受围，诸城或挠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则虏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犹燕云之有金坡诸关。河北不归，则河南未可守；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于先守河北，知守燕云在于先守金坡诸关，则弃山阳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谋乎”一先臣也，岂有智于前而愚于后，明于建炎而暗于绍兴者哉？是虽三尺之童，亦知其决不然也。
原先臣之心，有进击而无退保，有规恢而无控守，其说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奥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谬以为保淮之说，是亦无志于中原而已。故因复襄阳，玺书赐问，则自请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为长久之策。因议大举，亲书密奏，则愿期三年，尽复故疆以报。及谢讲和之赦，则陈其‘唾手燕云’之誓；跋屯田之札，则又见其‘尊强中国’之心。至于简在上心，形诸赐札者，有曰：‘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即依张浚已行事理，从长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又曰：‘已亲札喻卿，乘此机会，提兵合击，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得卿出自舒州，与韩世忠、张俊等相应，可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于渊衷，布于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掩晦，是岂区区为守江之谋者！
然则俊也，桧也，方行其厚诬忠良之计，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岂容无辞。此弃山阳而守江之说，所以断断然加诸先臣，弗恤也。虽然，俊之欺当时，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犹在耳，山林之史有考，则俊虽能欺一时，而不能欺万世也。桧之欺后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异时国史之不书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台评之论，以谓先臣是时功名之志已衰，则臣抑有辩焉。方先臣之罢枢管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词有曰：‘奋身许国，彯赵士之曼缨；励志图功，抚臧宫之鸣剑。’夫臧宫者，云台之臣也，抵掌谈兵，驰志伊吾之北，光武才闭关谢虏，以柔道理天下，而宫之志未之伸焉。岂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谕词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尝倡弃淮之说而得罪，则与宫之事岂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无此玉音也。
然克之《小历》信之，臣不以它说与克辨，特以克所载者与克辨。克之书曰：‘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左仆射沈该监修国史。自秦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多出己意，有非玉音者。该以为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而取国史所书圣语，通三十年，纂为《中兴圣语》。’是桧专政之时，敢于矫为，亦明矣。如桧之说，则中外皆知先臣无‘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说矣，而乃谓对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执奏事，而玉音及此，岂非桧以为己所亲闻，而谕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举世知无此语，而欲以玉音欺后世也。该所谓参以己意者，岂不谓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复据之者，岂不曰是不见删于《圣语》之书，则或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该之并相者谁乎？万俟卨也。卨主锻炼先臣之狱者也，其肯删之乎？
又如克所载，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子，秦桧乞追人证张宪事，而玉音有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摇动人心，非用刑本意。’绍兴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桧奏，以王俊弹压先臣军有功，乞改差总管，而玉音又曰：‘岳飞当时欲具舟入川，有统制官说谕诸军，乃止。’是二人者，或出于迁就以自盖，或出于假托以自证者也。何以明之？《三朝北盟集》之载，谓先臣下吏，上初不许，桧实矫诏，舆致大理。而《野史》之载，戊子玉音乃在戊寅。盖制勘院之请，欲召先臣父子对吏，上疑其不然而弗许，故有此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实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则是戊寅也。《野史》、《北盟》之载，若合符契，则桧之矫诏信矣。而桧乃易‘寅’之一字为‘子’，而移之于十日之后，且复以乞追人为辞，而不明言其为何人，是岂非迁就以自盖其罪乎？先臣在淮西，被诏入朝，盖未尝至鄂，而径趋行在所，遂拜枢管。出按楚州，又未尝至鄂，而径还西府，遂奉内祠。至十月，而后有张宪复主军之谤。然则先臣身在毂下，何繇而有具舟入川之谋乎？况王俊受告讦之赏，先臣被通书之诬，初无弹压、说谕之事也。使苟有此，则当时治狱，吹毛洗垢，岂无一言及者，是岂非假托以自证其欺乎？
触类而观之，则桧之没先臣之功，而重先臣之罪，托为玉音者，讵可胜述，而该之不删者，亦有以也。
至于卨之二疏，克之所据，皆出于孙觌志墓之文。觌以谀墓取足，贸易是非，至以得不偿愿，作启讥骂，笔于王明清之录，天下传以为笑，在臣不必深辨。而其志韩世忠墓，直谓先臣为‘跋扈’，而俪之范琼，臣故不能无说焉。夫人之贤不肖，天下固有公论，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决也。夫吕颐浩之元勋，而吕惠卿之误国，莫俦之附虏，其为人皆不待言而见。而觌之序惠卿，则谓魁名硕实，为世大儒，而自愿托名于其文。志莫俦则惜其投闲置散，老死不用，而谓庙堂为非。是其识固可想矣。而于颐浩则直指为山东噉枣栗一氓，是岂复有是非之公哉！觌之取舍如此，则诋先臣以‘跋扈’，固无怪者。
克盖心惑乎沈该之不删，而目眩乎孙觌之所志，则《小历》之作，所谓中心疑者，其辞枝矣。
呜呼！先臣山阳之诬，俊以自盖其怯敌而倡之，桧以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觌以苟掩万俟卨之恶而笔之，克以轻信孙觌之志而述之。冤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识者熟察乎桧、俊之矫诬，觌、克之载记，则先臣之诬，庶几有辨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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