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宪政的立法

　　李林，男，1955年11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1970年初中毕业后进入云南省医疗器械厂从事汽车驾驶员工作；1972年12月应征入伍，在原昆明军区11军31师高炮营服役，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荣立三等功）后退伍。1980年1月至8月在云南省参事室工作，同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4年7月毕业并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8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理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师从吴大英教授学习，1987年7月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工作，同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理学专业成为在职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仍是吴大英教授，1990年8月获得法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8月至1995年3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并在哥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东亚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项目。

西南政法大学建校至今已历50寒暑，中间虽遭遇“文革”之乱，停办近10年，但仍有10万之众的莘莘学子前后就学于此，歌乐山魂培育浩然正气，嘉陵江水滋养人文精神。10万毕业生活跃于神州大地，为国家法治大厦之建设添砖加瓦，贡献才智，已形成法律界广受关注的西南法律人群体，造就了西南法律教育与这里的毕业生独特的品格与精神。在校庆50周年到来之际，西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联谊会与法律出版社联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这是对我们的母校50华诞的献礼，是对这所中国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重镇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同时，我们也希望这50部著作能够成为后来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道路上继续跋涉的阶梯，此外，还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能够向读者昭示西南政法大学的传统与精神。体现在西南教育过程中以及学子著述里和行为上的品格与精神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的话最能够表现中国知识人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过，近代以降，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学术与教育制度，知识人有了不同的专业，因此在忧国济世与专业追求之间会有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一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未曾存在过的新专业人士的法律人，他们与其他领域的人相比，在当今的中国注定要遭遇更多的坎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律教育很快就处在受抑制的状态。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期如西南政法学院等政法学院的成立与其说是对法律教育发展的起点，不如说是限制法律教育的举措。因为每一所政法学院都是在合并若干所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政法学院的出现其实大大缩小了中国法律教育的整体规模。比规模更重要的变化是，“政法”这样的概念所预示的法律教育内容与目标与既有传统的断裂。因此，在政法学院里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压抑的心态之中。我们看当时涉及法律教育的主流话语，完全是排斥法治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排斥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法律教育的完全停滞。教师下放劳动，学校纷纷解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界知识分子的忧患真正是刻骨铭心，难以排解。文革浩劫之后，法律教育虽然恢复，法治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但是书本上法律理论与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仍然是法律人经常面临着的巨大痛苦。尽管位居西南，多少有些“处江湖之远”，但是这种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的忧患意识却没有须臾少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