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便飞到雅言身上。因此她一回来，媳妇虽然像往常那般奉承，她总免不了要挑眼，找岔，雅言常常受她的气，不晓得暗地里哭了多少次。这样下去，两人的感情便随日丧失，竟然交口对骂起来。在玉官看来，媳妇当然是不孝，她想无论叫谁来评判，也要判雅言为不孝，可是她没想到凡事都有例外。第一，她的儿子并不这样想；第二，她的亲家母也没以她的女儿为不然。她儿子一从学校回来，她没别的话，一切怨恶的箭都向雅言发射，射得她体无完肤。儿子听得受不了，教她装聋扮哑，这样倒使他母亲把他也骂个臭，说他不长进，听媳妇的话，同媳妇一鼻孔出气，合谋要气死她。建德在家里，最使她忿忿不平的是雅言躲在屋里与儿子密谈。她想，儿媳妇若非淫荡，便是长舌，这于家庭，于她自己，都是有害无利。到亲家母那里去分会罢，她在气不过的时候，总是这样想。可是一到杏官那里，她都没得着同情的解答。她若说雅言亲匿丈夫不招呼她，杏官便回答她，年轻的夫妇应当那样，因为《圣经》说，夫妇应当合为一体，况且她女儿嫁的是丈夫，不是婆婆。
又是一个时候，玉官在杏官面前啰嗦得没开交，激嬲了杏官，杏官便说她如果是眼红儿媳妇与儿子亲密，把她撇在一边，没人来理，为何不去改嫁？她又劝玉官不要把雅言迫得太甚，因为女儿已经有娠，万一有什么差错，她是不答应的。这把玉官气得捶胸大哭，伸过手来，一巴掌便落在杏官脸上。这样的“断然处置”，当然不能使杏官忍受，两个女人在紧张的情形底下不宣而战。
交了两三手，杏官一句话提醒了她，说她身为布道家，不能这般任性，玉官羞得满脸涨热，心里的难受直如受了天上人间最酷的刑罚。她坐在一边喘气，眼泪源源地滴在襟前。惭愧的小心情迫着她向杏官求饶恕，杏官当下又安慰了她几句，她将她自己作比，说她把丈夫丢了，把一个女儿丢了，也是这样过活，万事都依赖上天，随遇而安，那就快活了。做人到不必斤斤于寻求自己的享乐受用，名誉恭敬，如她心里想着子女无论如何是孝顺的，他们也自然地不给她气受了。
玉官出了杏官的门，心里仍然有无限的愧限。她还没看出那“理想”的意义，她仍然要求“现实”：生前有亲朋奉承，死后能万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虽走着天路，却常在找着达到这目的人路。因为她不敢确断她是在正当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儿子和媳妇那样不理会她，将来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个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只是冷清的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世界里。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
到家里，和衣躺在床上，雅言上前问好，她也没理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她觉得她一切的希望都是空的。从希望、理想，想到实际，使她感到她现在的工作也没意味。想透一点，甚至有点辜负良心。但是她又想回来，以为造就儿子的前程就是她的良心。她的工作，劳力，也和用在其它的事业上一样，主人要她怎样做，她便怎样做，主人要她怎样说，她便怎样说。她是一个职业的妇人，不是一个尼姑。不过儿子是她的，如今他像是属于别的女人，不大受她统制，再也不需要她了。这使她的工作意义根本动摇。想来想去，还是得为自己想。从自己想到她的亡夫，从亡夫又想到陈廉。她想到陈廉，几乎把一切的苦恼都忘掉，好像他就是在黑洞里的一盏引路灯，随着它走，虽然旁的都看不见，却深信它一定可以引到一条出路。
她已决定辞掉女传道的职业，跟着陈廉在村里住。她想陈廉一定会答应的，因为写了一封没具理由的辞职书递给传道公会。洋姑娘来慰留她，问她到底为什么不满意，她只是说不出来。用女人的心来猜女人，说不出来的不过是一两件事而已。洋姑娘忖度玉官若非到乡下传教被不信的人们所侮辱，便是在陇陌间给暴徒伤害了她的清白，这个，除掉祈祷以外，绝不能对外人声张。她们祷告了半天，却也没什么结果，洋姑娘还是劝她权且担任下去，等公会开会来讨论。
她回到锦鲤，一心要同陈廉说她这一点心事。因为离社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演戏赛会，陈廉到那戏台下卖卤味去了。等了一天，两天，他都没回来，以致她的心情时刻在转动着。
五六天后，醮打完了，陈廉赚了些钱，很高兴地回到社里。他做了许多年的买卖，身边有了够上置几十亩地的积蓄，都放在镇上生利。大王庙口那棵樟树有一条很粗的根露出地面一尺多高，往来的人们每坐在那上头歇息，玉官出外回来也常坐在那里与陈廉闲谈。听着隔溪的鸟声很可以使人忘却疲倦，他坐在那里正计算着日间的收入，抬头看见玉官立即让坐，说了许多间话，渐次谈到他们俩人结合的事。这在陈廉方面是一件可诧异的事，吃教人愿意嫁给世俗人。但是玉官把她的真情说出来，说得陈廉也动了心。他说，若是彼此成亲，这社里是不能住的，他可以把积蓄提出来，一同到南洋去做小买卖。
玉官一向不曾对陈廉说过她与家人不和的事情。陈廉是十几年没到过城里去，所以玉官的实在光景，他也不大明瞭。还是他自己对玉官说，他从前也住在城里，因为犯了些事，逃到锦鲤来。他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玉官心里想，那不就是杏官的事情吗？她嘴里虽没说出来，从他说的妻子姓金、有两个女儿的话推想起来，不是杏官是谁？玉官独自忖度半晌，一言不发。陈廉看她发愣，以为是计划到南洋的事情，也不细细问她。至终玉官站起来告诉他，彼此仔细想过，再作最后的决定，她快快地回到教堂，心里盘算：这事是问明白好呢？还是由它呢？
陈廉本是个极反对信洋教的，自从在村里与玉官认识以后，态度便渐渐变了，他虽不接近教会，然而一见玉官，每至谈到不知时辰。他常说他从前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自来到乡间，性格便醇了许多；自与玉官相识以后，更善得像羔羊一般，玉官到底有什么法力能够吸引他，旁人也不得而知。他安分营生，从来没曾与人动过口角，所有的村人都看他是个老实人。与玉官结婚原不是他的奢望，因为玉官的要求，他也就不加考虑地答允。但从玉官怀疑他是杏官的逃夫以后，心里已冷了七八分。她没敢把杏官与她的关系说出，也许是以为到南洋结婚还有考虑的余地。
雅言分娩的日期近了，杏官只忙着做外孙的衣帽，没工夫顾别的。玉官辞职的事，她一点也不理会，建德也从学校回来照料，到时请了一个西法接生婆来，玉官心里是随便请个本地的吉祥姥姥，所花的当要比用洋法、带着钳子、叉子的接生婆省得多。不过她这几个月来的心事大变，什么事都不愿意主张，一心只等着公会准她辞职，她再改嫁。生产的一切只得由着杏官照料，接生婆足足闹了一天也没把婴儿抱下来，雅言是痛得冒出一头冷汗。全家的人也都急得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到深夜，一个男婴堕了地，产母躺在床上，面色惨白。大家忙着照料婴儿，竟没觉得雅言的灵魂已离开躯壳。玉官摩摩雅言的心头还热，可是呼吸已经停了，不由得大叫。个个看见这样，也都随着狂叫一阵，至终认定是没希望。接生婆也没法子，口中喃喃，一半像祈祷，一半像自白，杏官是哭得死去活来，玉官是眼瞪瞪说不出一句话，枯坐在一边，建德也只顾擦着眼泪。第二天早晨，他便出门去办一切应办的事。全家忙了好几天，才把丧事弄停妥了，孩儿由杏官看护，抱回外家去。
媳妇死了以后，玉官对着建德像恢复了从前一切的希望，自古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也许家里没有两个女人，婆媳对奏的交响乐作不起来，多有清静的时间教她默想。她现在也不觉得再醮是需要，反而有了祖母的心情，她算算自己的年纪是四十二三，虽然现不出十分老，可是已有孙子。一个祖母还要嫁给一个后祖父么？她想到这里也不觉失笑。她还是安心做她的事，栽培儿子，接受了教会的慰留。
她觉得对陈廉不住，想把杏官的近况告诉他，但没预备好要说的话。同时她又不敢告诉杏官，怕杏官酸性发作起来，奚落她几句，反倒不好受。
自从雅言去世以后，教会便把玉官调回城里，乡间的工作暂时派别人去替代，为的是给她一点时间来照料孙儿。建德这时候也在神学校毕业了，教会一时没有相当的位置安置他，校长因为爱惜他的才学，便把他送到美国再求深造，玉官年中也张罗些钱寄去给他。她的景况虽然比前更苦，精神却是很活泼的。
流水账一般的年月一页一页地翻得很快，她的孙儿天锡也渐次长大了。教会仍旧派她到锦鲤和附近的乡间去工作，可是垂老的心情再也不向陈廉开放了。陈廉对于从前彼此所计划的事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何况已经隔了许多年，情感也就随着冷下去。他在城里自己开了一间小肉铺子，除非是收账或定货，轻易不到锦鲤来，彼此见面的机会越少。
欧洲的大战，使教会在乡间的工作不如从前那么顺利。这情形到处都可以看出来。因为一方面出钱的母会大减布道的经费，一方面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因为回教的民族自相残杀，更得着理论的根据。接着又来了种种主义，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运动，从都市传到乡间，从口讲达到身行。这是社会制度上一场大风雨，思想上一度大波澜，区区的玉官虽有小聪明，也挡不住这新潮的激荡。乡间的小学教师时常与她辩论，有时辩到使她结舌无言，只有闭目祈祷。其实她对于她自己的信仰，如说摇动是太重的话，最少可以说是弄不清楚。她也不大想做传道，一心只等建德回来，若能给她一个恬静安适的生活，心里就非常满足了。
建德一去便是八九年，战后的美国，男女是天天狂欢着的。他很羡慕这种生活，到了该回国的年限也不愿意回来。在最后一二年间，他不再向母亲要钱，因为他每月有点小小的入款，是由辅助一位牧师记账得来的工资。在留学生当中，他算是很能办事的一个。
在一个社交的晚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南京的女学生黄安妮，建德与她一见面，便如前好几生的相识，彼此互相羡慕。安妮家里只有一位母亲，父亲留下的一大桩财产都是用母亲和她名字存在银行里。要说她学的是什么，却很难说，因为她的兴趣是常改变的。她学过一年多的文学，又改习家庭经济。不久厌恶了，又改学绘画，由绘画又改习音乐，因为她受不了野外的日光。由音乐又改习哲学，因为美学是哲学的一部门。太高深的学问又使她头痛，至终又改习政治。在美国，她也算是老资格，谁都知道她。缺德的同学给她起个外号叫“学园里的黄蝴蝶”，但也有许多故意表示亲切的同学管她叫安妮，她对人们怎样称呼她都不在意，因为她是蝴蝶，同时也是花；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当她是花的时候，其它的蝴蝶都先后地拥护着她，追随着她，向她表示这样那样。她常转变的学业，使她滞留在外国，转眼间已到了四七年华。不回国也不要紧，反正她不必为生活着急。在外国有受用处，便尽量受用，什么野球会、麻雀会、晚餐会、跳舞会，乃至“公难尾巴会”，她都有份，而且忙个不了。
建德是她意中人之一，她觉得他的性情与她非常相投。自从相识以后，二人常是如影随形，分离不开。有一次，他接到杏官一封信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亲戚的女儿。她说得天仙不如那位小姐的美丽，希望建德同意与她订婚。建德把信拿给安妮看，安妮大半天也没说半句话。这个使建德理会她是属意于他，越发与她亲密起来。
玉官知道儿子在外国已经有了女朋友，心里虽然高兴，只是为他不回来着急。她也常接建德的信说起安妮怎样怎样好，有时也附寄上二人同拍的照片。她看了自然很开心，早忘掉从前与雅言的淘气，心境比前好得多。建德年来不要她再寄钱去使用，身边的积蓄也渐次丰裕起来。天锡仍在杏官家住着，虽然到小学去念书，因为外祖母非常溺爱他，一早出门，便不定到那里去玩，到放学的时候才回来。学校报告他旷课，杏官也不去理会。玉官从乡间回家，最多也不过是十天八天，那里顾到孙子的功课。
天锡在学校里简直就是花果山的小猴王，爬墙上树，钻洞揭瓦，无所不为，先生也没奈他何。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同学到郊外一座荒废的玄元观去，上了神座，要把偶像头上戴的冕旒摘下来玩，神像拱着双手捧着玉圭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他们攀到袖子，不提防那两只泥手连袖子塌了下来，好像是神君显灵把他们推到地下的光景。他的脑袋磕在龛栏上，血流不止。那小同学却只擦破了皮，他把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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