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皆有注，读注文，即可通，约一周，此书即读完。另一书亦与此同，亦一中英对照之小说。然余当时忽不耐烦，不愿再读。又一书全属英文，乃当时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国两学者合作。余以《史纲》方成，函喜读之。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余去上海又新识光华大学校长浙江张寿镛。在其租界之寓所，赠余以其新刻之《四明丛书》。其中黄梓材冯云濠两人之《宋元学案补编》，尤为余所喜读。然携归亦未寓目。此一年之心力，则全在《<史记>地名考》及读英文之两事上。《<史记>地名考》成书，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又编成《齐鲁学报》首期，交开明付印。而《<史记>地名考》一书，开明始终未印出。及余来香港，乃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版出书。余另加序文，更交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其中又费几许曲折，此不详述。然此稿终未散失，仍得流传，则亦一大幸事矣。
四
余侍奉老母一年，终辞慈颜，于一九四○年夏重返后方。时自海上赴南越诸路已断，以张寿镛种种相助，获在香港径乘飞机抵重庆。适逢大轰炸，重庆街道一片破瓦残垣。余傍晚抵埠，宿旅店一宵。明日清晨，即赴郊外暂避。借宿伟长侄岳家，本山东滕县孔氏，名繁霨，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太原佐阎锡山治军，热心爱国家，好儒家言。每晨烹浓茶，对饮清谈。下午余出游山中，其外侄姚某陪行。姚君性爱中国古籍，在中学时，已能熟诵《左传》。家中强之学科学，毕业清华大学土木系，在重庆某校任课。至是，山中相随一月，乃欲尽弃其学而学。临别，嘱余开一书单，当试读之。俟有入门，再谋从学。余居山中逾月，得有飞机，再去重庆宿一宵，即乘飞机去成都。
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距城廿里许。有研究生十许人。有一藏书家，避空袭，移书赖家园，借研究所用。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余又兼齐鲁大学课，由赖家园赴城，坐鸡公车，平生所未见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学校宿一宵，如是以为常。
五
居不半岁，嘉定武汉大学邀余去讲学，函电频促。余得家讯，老母病亡，心中日夜伤悼，遂决应之。嘉定适遭大轰炸，全城几毁其半，校长王星拱抚五移家城外。余一人住其城中寓邸。隔邻为文学院长朱光潜孟实寓。时孟实一人独处，余中晚两餐，皆去其寓与孟实同餐。畅谈甚相得。
马一浮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山上。一日，渡江来访，邀余去书院讲演。熊十力住西湖，与一浮同居有年。及来北平，与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已有年矣。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不知何故，龃龉离去。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诸教授绝少来往。武汉大学学生邀其讲演，亦见拒。又不允武大学生去书院听讲。及是，闻一浮来邀余，皆大诧怪。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不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遂约定。
及讲演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不许于讲完后发问。盖向例，讲毕必有一番讨论也。余讲演既毕，一浮遂留午餐。
一浮早鳏居，不续娶。闻有一姨妹，治膳绝精，常随侍左右。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余语一浮，君治经学，用心在通志堂经解，不理会清经解。然耶否耶。一浮许余为知言。席间纵谈，无所不及。余盛赞嘉定江山之胜。一浮告余，君偶来小住，乃觉如此。久住必思乡。即以江水论，晨起盥洗，终觉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在此终是羁旅，不堪作久居计。
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余与一浮纵谈过晡，乃送余至江边而别。自此不复再面。及今追忆当年一餐之叙，殆犹在目前也。
六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其昌，乃北平旧识。有两学生，一南通钱某，一桐城严耕望。其时上课皆在上午十时以前。余课在六时至八时。天未亮，即起身，盥洗进早餐，在路灯下步行至讲堂。晨光初露，听者已满座。十时后，备避警报，暂无课。晚无电，两生常来伴余，问学甚勤。钱生学业为全班第一人，其昌预定其为下学年之助教。严生居第二名，预请毕业后来成都进齐鲁国学研究所，余亦许之。又后一年，钱生亦来成都。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后余在无锡江南大学，钱生又来问学，仍无定向。及余来台，再见严生，已学有专精。而钱生留大陆三十年来音讯未得，亦每念之。
嘉定距峨嵋仅一日程，余拟乘便往游，适得教育部电召，须赴重庆开会，遂临时决定离嘉定东归。意抗战未遽终了，留蜀尚有年，他日可再来，遂未去。余之来蜀及离去，皆乘飞机。水程未经三峡，陆路未上栈道，又以病胃畏寒，此下遂终未去峨嵋。乃余居蜀之三大憾事。
余之读英文书，仅在苏州一年，获得读《西洋通史》一部。此后遂辍。及去嘉定，重读英文之念犹存怀中，临行只携中英对照本耶稣《新约圣经》一册，朝夕得暇，时加披览，逐条细诵，一字不遗。及离嘉定，此册幸得完卷。转青木关教育部后，此业又辍。然犹幸此《西洋通史》与《圣经》之两部，对余影响实深，精力未为白费耳。
七
教育部为避空袭，迁青木关。此次开会，讨论有关历史教学问题。徐炳昶旭生亦自昆明来预会。旭生曾从法国汉学家斯本赫定考察新疆后，为中法研究所所长。余在北平屡与谋面，但未深交。会既毕，余因出席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仍留青木关。旭生方读余《国史大纲》，欲相讨论，亦不离去，迁来与余同室。上午余去上课，旭生留室中读余《史纲》。午后，因夏日西晒，室中不能留。小睡起，即离室去至郊外，择村间一茶座，坐树荫下对谈，至晚方归。如是以为常。余在讲习会有课一星期，余与旭生作半日讨论者，亦一星期。旭生读余书既完，讨论亦粗完。
一日，旭生忽背诵王船山《读通鉴论》一段，首尾逾百字，琅琅上口。余大惊讶，曰，此来，君未携一书，何从借阅，又背诵如滚瓜之烂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国留学前，幼年熟诵，今追忆及之耳。旭生年长于余，早年留学。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于数十年前所读书，犹能随口背诵。今日一大学生，能翻阅及此等书，已是一大异事。则无怪吾辈两人，此番所讨论，已成为毕生难遇之奇缘矣。
胜利后，余自成都东归，旭生方自昆明回北平，又遇于重庆。旭生健谈，每达深夜不能休。犹忆一夕，余在旭生寓所畅谈，旭生忽视手表曰，夜深矣，我当送君归，留待明日再谈。余笑曰，今夜君乃输了。余每与君谈，余必先乞停。今夜存心要君先乞停，然亦恐此夕之难再矣。两人皆大笑而别。自重庆分手，余与旭生遂未再谋面。今闻其已作古人，余每回念此夕，则犹如昨夕也。
八
余返成都赖家园国学研究所不久，颉刚又去职，赴重庆。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惟亦因其秉性谦和，又乐于汲引之虚心，遂使其交际日广，应接日繁，有日不暇给之苦。又其时生活日清苦，颉刚气体不壮，力不从心，更感不安。其一妻两女，同居园中。夫人贤德，尤所少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其长女幼年患病，口哑不能言，入盲哑学校。归来侍奉双亲，勤劳异乎常人。园中师生对颉刚一家之亲切，亦难以言辞形容。
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其夫人后因病在重庆逝世。颉刚又续娶，其新夫人余所未见。
抗战胜利后，余归苏州，在其家中又获一面。不久，颉刚即去北平。后余在香港，有人来言，颉刚面告，其在北平重获旧时学业生涯。盼余能设法早归。则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又闻其新夫人已为颉刚生得一子，此事迄今则又逾三十年矣。人生聚散有如此，他又何言。
最近又闻颉刚已在北平逝世，则从此更无再见之缘矣。
九
余离青木关返成都赖家园，不久，即得教育部来函。告余，余在教育部召开会议中之最后一篇讲辞，刊载报纸，蒋委员长见之，疑余尚在青木关，电话召见。函中嘱余再去。余去函婉辞。翌年一九四二年秋，蒋委员长亲来成都，获两次召见。嗣陈布雷来成都疗病，余见之于其寓庐，偕其夫妇三人同进晚餐。布雷告余，闻委员长有意明年召君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讲演，君其早作准备。翌年，果来召。时成都重庆交通已日感不便，余搭邮政局车去。黎明前即赴乘车处守候，黑暗中有一人续来，乃同车赴重庆者。互通姓名。其人忽曰，君乃钱先生耶。我读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仰慕久矣。今乃在此见面，非天意安排，不得有此机缘。两人乃畅谈无休。知彼乃在邮政局任职，一路有所查询。车上司机极尽敬礼。中晚两餐，沿途邮政局皆盛宴招待。而余遂见推为上宾。入夜睡眠，床被舒适得未曾有，为余国难期中旅行最所未有之一次。直至重庆始别。惜已忘其姓名，无复向人询问矣。
十
是年春，又折赴遵义浙江大学，作一月之讲学，乃由张晓峰力邀成行。先在北平时，晓峰已邀余去浙大，余未去。又邀张荫麟，亦未去。嗣在昆明，荫麟屡责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谓，君所交膳食费请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荫麟无以答，勉允之。夫妻对食，荫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荫麟遂愤欲离婚，经友人劝，先分居，荫麟乃一人去遵义。患肺病。余之去，荫麟已先在前年之冬逝世矣。
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秉和缪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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