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市长本人认识的警察还多”。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染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这鲨鱼和各种武器也许能最好地象征他和社会的特性，即在社会中，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大鱼吃小鱼，不惜一切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软弱的人必被践踏和吞没，惟有自己强大才能生存下去。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两个人是社会蛀虫，理当被正法，但他俩最后仍然逍遥法外。
我们作为读者应怎样看待这两个社会渣滓呢？我们能否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对政府、制度不满和消极抵抗的一种特殊形式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鲁索虽然干一些不光彩甚至违法的事，但他们俩始终是朋友不说，还毕竟愿意为别人提供帮助。鲁边在捉襟见肘时，普林斯总是给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机会。当然他也是在剥削鲁迪的劳动，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美国找到工作，尤其是较为固定的打工机会也是很难的。鲁迪被怀疑为纵火者，走投无路时，又是普林斯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鲁迪在加入布鲁索小事务所时还担心布鲁索在聘用表格里“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将来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进我的[ròu]体”，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这里给我们的暗示也许是，大事务所看上去虽富丽堂皇，里面的人也衣冠楚楚，而实际上，他们却干着卑鄙的勾当；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虽令人恶心，但却远非那么肮脏。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都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遵守职业道德与做人道德，与人为善，那他们也会贫困潦倒不说，也可能像布莱克家和凯莉一样成为被骗、被害的对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林斯和布鲁索采取这种态度，从侧面说明了他们所处的社会逼迫他们要走那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社会重压下人性扭曲的结果。要说错就错在社会，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是无法抗拒已腐朽了的社会的。多特在法庭上做证时，道出了世间的炎凉。“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
普林斯和布鲁索的人性虽然在重压下发生了扭曲，但他们毕竟还能利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投机钻营，和社会对抗，过着优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人性扭曲除给自己带来痛苦和不幸外，还给别人带来身心的摧残。克利夫·赖考是开叉车的，本领没有，却老是做梦想去大俱乐部打棒球。大概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老是心情烦躁，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要打他的老婆凯莉。她已经不止一次被他用一根铝质棒球棍打伤。她有一次肋骨断了几根，另一次，脚骨被打断，还有一次全身都被打破。但凯莉却难以和他离婚，因为他威胁她不得离婚，否则他就杀了她。凯莉对鲁迪说：“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
从克利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十足的人性扭曲者的形象。他由于和凯莉在高中时就恋爱且由于不慎让她怀了孕，不得不离家逃到孟菲斯结了婚，因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一对大孩子在一个新城市开始了婚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家之主的克利夫承受着多么大的生活压力。他梦想着进入大俱乐部打球，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好改善家庭生活，也许想提高自己在爱妻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他越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心中的压力就越大，结果只能是灵魂遭到严重的扭曲，飞了爱妻，葬送了自己可悲的性命。谁之过？
三、物慾横流，人伦丧失
鲁迪作为此小说的叙述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他在小说的开始不顾老父的强烈反对，带着革除时弊，匡扶正义的抱负进入了法学院，但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发誓再也不干律师这一行，连当一个陪审员也不愿了：“我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再和法律发生关系。”因为他在为布莱克一案作辩护律师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法律遭到践踏的可怕，人伦的丧失，代之而起的是人对物的膜拜。鲁迪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渴望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去为顾客服务，为不平伸张正义。他准备勒紧戴克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因为在鲁迪看来，“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他们就能赚到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但戴克跟鲁迪的想法却大相径庭。他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严酷混乱的，律师们为了填饱肚皮，为了抢到一个案子真是拼个你死我活，因为“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戴克原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干了18年，后来念了5年法学院夜校，毕业后为布鲁索工作，但还没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坦白地说，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首先，他缺少男人的魅力，脸上还有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下巴简直就没有，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chún向上翻，露出4颗大门牙。其次，他爱酒，爱烟，更是嗜赌成性。所以，他老婆和他离了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他虽然平时胆小如鼠，可一旦跟踪起车祸的受害者、沉船的受害人或其他曾投保而遭到不幸的人，却是个十足的、无耻的江湖骗子。他在鼓动受害人委托他当律师时，根本不顾职业道德，当然也顾不上受害者当时多么痛苦。不过，他还毕竟有自己所理解的职业道德。他认为，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这里作者的用意似乎是想告诉我们，戴克使用的方法虽不近人情，但毕竟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抢生意。跟那些大事务所比起来，他的卑鄙和无情恐怕还是小巫见大巫。特伦特利用自己的雄厚势力和对方打无休止的文件战，直到把对方和陪审团拖垮，放弃任何努力。另外，他们还安装窃听电话，掩盖事实真相，为了让委托人多付钱，就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在庭上的讲话时间。总之，他们心中想的是案子能带给他们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且天理人伦于不顾。
法律界人们不讲伦理道德，在家庭生活中，天理人伦也丧失殆尽。作者特别选取了包娣小姐为例来揭露这一社会弊端。包娣小姐是一位老寡婦，年近八旬，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二个丈夫去世时，给她留下大约4万美金的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笔钱被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她在为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一帮孤残老弱的人服务。她是个十分令人同情的人，因为她孤身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她子孙都不孝顺，很少来看望她，所以她愤恨地对鲁迪说：“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后来他的儿子媳婦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她有数千万钱时，不仅争相为她管理事务，而且把她接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对她百般孝敬。她在他们那儿也度过了一段好时光，连鲁迪都为她感到高兴。但好景不长，等他们打听到她的真实财产，而且她的身体又那么好时，“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婦。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球，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几个孙子“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更有甚者，朗道夫整天缠着她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她的一切事务。他就差说让她立即死去了。
很显然，作者对于社会的丑恶十分憎恶，对于普通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所以，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让鲁迪这个刚拿到律师资格的新手，在富有正义感的法官基普勒的帮助下，得到了具有同情心的陪审团的支持，使大利公司对多特做出高额赔偿。同时，鲁迪成功地将凯莉从魔爪中拯救出来。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书中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多是下等黑人和白人老百姓。而且，这些结果只不过让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人们心理上暂时得到满足罢了，因为法庭宣布了大利公司应作巨额赔偿的判决后，大利公司便急忙转移出自己的资产，然后突然宣告破产，导致布莱克一家及其律师鲁迪分文未得。为所慾为、作恶多端的大利公司又一次利用法律的漏洞逃脱了法律对它的公正的惩罚，试问法律何用？！天理何在？！正义何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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