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印象总是至关重要的。在8点半到9点之间，陪审员陆续到达。他们紧张不安地跨过双扇木门，几乎是呆呆地东张西望，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庭。我和多特单独坐在原告席上，面向正在渐渐坐满的铺着衬垫的陪审员席，背对着法官的座位。我们的桌上除了一本拍纸簿，别无其他。戴克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坐在靠近陪审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和多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尽量露出一丝笑意。可我的心却紧张得怦怦狂跳，无法平静。
过道另一侧的情况与我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告席上坐着5个身穿黑色西服面孔铁板的男人，十只眼睛全盯着把桌子堆得满满的一沓沓文件。
我的以弱胜强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而这场战斗现在就要开始了。陪审员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势单力薄，财力明显不足。而我的矮小的委托人又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们远不是坐在那一边的富豪们的对手。
由于已经结束了取证的工作，我逐渐意识到由5位律师来为被告辩护，是多么没有必要。而且是5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令我惊奇的是，德拉蒙德竟然没有想到，这会给陪审团留下何等糟糕的印象。他的委托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否则怎么会兴师动众，用5个律师来对付区区我一个呢？
今天早晨，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也离他们远远的。但从他们脸上的温色和轻蔑的讥笑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正为我和陪审员们直接接触而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窃取委托人的金钱，律师能犯的最大罪过，也许莫过于和潜在的陪审员直接接触。这和非法窃听对手的电话相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装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蠢相。
法庭办事员领着陪审员们在一边排好队，然后在另一边随意地在我们前面坐下。在列人名单的92人中，今天有61人到场。有几位没有找到。2位已经去世。还有几位称病。3人以年事过高婉辞。基普勒又以不同的原因同意了几个人不做陪审员的请求。办事员每喊一个名字，我都做笔记。我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几个月了。6号是比利·波特，西部汽车商店的那位经理。据说此人昨夜给我打过电话，看看德拉蒙德如何对待他，那一定会是十分有趣的。
杰克·昂德霍尔和柯密特·阿尔迪代表大利公司，坐在德拉蒙德和他的伙伴们身后。这样就有7套黑色西服，7张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的脸，虎视眈眈地盯着陪审席。放松一点儿吧，伙计们！我脸上一直保持着轻松愉快的神情。
基普勒走进法庭，全场起立。他向陪审员们表示欢迎，简短有力地谈了谈陪审员的作用和公民的义务。在他询问是否有人有足够的理由不愿担任陪审员时，陪审席上举起了几只手。他请他们每次一人分别走到法官席，低声向他陈述各自的原因。上了我的黑名单的5位公司主管中，有4人和他耳语了一番，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我对此毫无惊奇之感。
这一过程化去了一些时间，我来此机会研究研究陪审员。从他们座位的情况看，我们大概仅需考虑前三排。这三排坐了36人，而我们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外加2名做候补。
在被告席后面紧靠着的座位上，我看见有两个穿着考究的陌生人。我想一定是陪审咨询顾问。他们正仔细注视着陪审员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小小的计谋不知对他们的全面心理分析起了多大作用？哈，哈，哈！我敢打赌，两个疯小子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居然找陪审员们谈心，他们以前从无必要在分析时考虑这样的因素。
法官大人又打发掉7名候选的陪审员，剩下的还有50人。他接着又概述了案情，介绍了案件的双方及双方的律师。巴迪没有到庭。巴迪在他那破烂的福特车里。
基普勒接着又提出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陪审员们假若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他请他们举手。你们有谁认识原告或被告，律师或证人？你们有谁买了大利公司的保单？你们有谁官司在身？你们有谁曾经状告过保险公司？
有几位做出了反应。他们举起手，接着站起来与法官大人交谈。他们很紧张，但在两三个人开了头之后，冰层便开始融化。有人幽默了一下，于是大家全都轻松了许多。在短促的瞬间，我曾几次默默地自言自语，我属于这里。这我也能干。我是一个律师嘛。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基普勒给过我一张他要问的问题清单，我想了解的问题全部列在上边。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也把同样的一份给了德拉蒙德。
我做着笔记，注意观察人们的表情，凝神静听他们所说的话。戴克和我一样干。这令人很不快，但陪审员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人，我对此倒颇为庆幸。
时间在基普勒发问的过程中缓缓逝去。等他结束时，已经过了将近两小时。我的心又开始紧张地怦怦跳动。现在是鲁迪·贝勒在真正的庭审中发表第一篇讲演的时候啦。这篇讲演将很简短。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审判席前，朝他们热情地笑了笑，开始讲出已经练习过上千遍的那段话。“早上好。我叫鲁迪·贝勒，我代表布莱克全家。”头开得不错。在法官反复推敲了将近两小时后，他们巴不得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我望着他们，热情而又真诚。“基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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