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细辨之。
风为阳邪，卫为阳气，两阳相合，而不相争，故无恶寒发热等症。阳主开，故有自汗。
卫为风所淆，则知觉运动俱为之不用，故猝倒不知人。仲景用独活以解外（因其有汗，故只用轻表），白菊、秦艽以解风，白芍以固卫气，归身以附营气，白术以安宗气，尤妙。入白矾以寒、从热之不同，则此方亦有加温、加凉之各异，特孙思邈从《金匮》录方时多遗脱耳。
中风之从寒化者，何以辨之？曰：其四肢必厥，必无汗（寒则腠理闭），余症与前同。其治宜峻表，如麻黄汤加三生饮之类。尝用防风通圣散而愈者五人。其方则麻黄、桂枝、防风、羌活中风之从热化者，何以辨？曰：其舌必枯（干裂如错），四肢必热，必大汗（热气所蒸），余症与前同。其治宜凉解，如清凉饮子及玳瑁散主之，然总不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为妙。生平以上二条，皆初起用药之法，若不如此，多至拘挛痿废矣。其后治之法，又当细辨之。
中风数日之后，人事渐醒，诸症渐减者，邪风衰也。然余邪之与卫气相融者，必不能净，卫气之为风耗者，必难骤复，故往往有偏枯、善忘诸恙。其治又当从养营、养气之中，加入竹沥、荆沥为引，或加姜汁为引（初起从寒化者可加，热化者忌）。然药力既轻，取效必不能速皮行津，故用此为引。
中风日久，则卫气必衰，在表之卫气盛，必须益其肾间动气，如树木培其根本，则枝叶畅茂皆补宗气之药）。若加入归、芍、地黄以配之，则又仅生营血而已，而于卫气无益。若用桂、附之类，虽能益肾间动气，亦易于生热。昔人创易老地黄饮子，用桂枝、附子，与生地、麦冬，白菊同用，服之亦有效验（必加竹沥、荆沥方效）。然总不如紫河车之妙，其性得血气之余，既非草木可比，且又不寒不热，而为卫气生发之源。盖人身结胎时，其形如两甲，即两肾也。此卫气受生之始，河车即从此两甲而生，以包护于五官、四体之外，即卫气外行躯壳，卫外为固之始，以血肉之属补，为血肉之同气相求，乃无上妙品也。
近日广东出有再造丸，服之亦间有效者，而不知其为何药。后于静芸齐《集验良方》中见之，即苏合丸之加减耳。其方皆辛香行气之药，用之于寒化者则效，用之于热化者多不效。其曰：中左者用四物汤下，中右者用四君子汤下，亦不过沿袭左血右气，为诡遇之计，究非治病正理。
夫人益卫气之法，多主用酒。《灵枢》谓饮酒者，卫气盛，先行络脉，后行经脉，是以知有何脉之动。今验之人事，凡饮酒者，懦夫有强毅之气，愚夫有明决之气，笨人有轻便之气，静者好动，嚅者多言，此皆缘卫气先盛，则知觉运动迥异于常耳。是以扁鹊对齐桓侯有酒醪之语。然则欲益卫气，正不必戒酒，但不可太过，太过反耗气，不可太热，太热反生病（宜别图浸酒之法）。绍酒乃马蓼曲所作，马蓼曲性克削，能荡涤肠胃，非过食油腻者不能受。烧酒虽热，然是水中之火，故为佳，但不宜多饮耳。盖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是在养生者宜自为斟酌也。扬州有百花酒甚佳，京都史国公酒亦佳。
食物不必过拘，不论寒热，皆可取食。盖食杂则无偏寒、偏热之患，若认定一类为食，则偏矣。《素问》曰：物增而久（谓专食一物者），夭之由也。可以知戒。尝见中风偏枯人，谨守医戒者，虽服药而不愈，其放饭流者，虽不药而自愈。可知治病之道，在于得诀，不在于戒口也。唯是习俗相沿，必多疑虑，今亦从俗，但戒动风之物，如雄鸡、鲤鱼、黄鳝、鲜虾、香椿、鲜菌六者而已，其他俱不必戒也。至于日用晕肉菜蔬，与卫气相习已久，戒之则无以养胃气矣。
凡素有小恙，与中风本病无涉者，则不必兼治，反分药力，纵欲除尽，亦必愈后治之。
如肠风痔血等症，此血溢于阳明正络而来，《内经》所谓：阴络伤（肠在下，故曰阴络），则血下溢为圊血（大便曰圊）是也。此属血分，与卫气风邪无涉，故不必兼治。且此为轻恙，风为重
凡服药饵，有不宜服而服之反无恙者，以其本无甚病，纵误服药饵，亦不过如多食寒物、多食热物而已。盖无病，则人身气血不为之动，故得无恙也。若因其无恙，而辄信为可服，服之日久，未有不增病者矣。此亦物增而久之义也。有不宜服而服之即有害者，以其本有病，稍一误用，则其害立应。盖有病，则人身气血已动，再加误药，以助其病，则病愈剧矣。故曰：不服药为中医。
凡过服药饵者，其效迟，往往寒之不见其凉，温之不见其热，因其胃口与药习惯耳。有连服十数剂，不甚见功，其实已暗受其益，譬如嗜酒之人，一旦使之戒酒，则反难过矣。
附案
奉新张希良，卒倒不知人，头破出血，喉中痰鸣，遗溺，汗大出，两手两不顺适，众医咸知为脱，已煎参附汤矣。余望其色，面赤而光，切其脉，浮大而缓，急止参附，投白虎汤一剂而痰静，再剂而渐醒，次日左手足能动，而右则否，始知偏枯在右矣。因连服数剂，右手亦愈，但不思食，众疑服药过凉，止之弗听，再服清凉数剂，乃大饥能食，倍于平日，而病全愈。或曰：何以断其必夹火，而面赤之必非戴阳乎？为虚阳上脱，其脉必散，断不能缓，故确知（细急不分至数者为散，若见此脉，须桂、附以纳之）。
新建刘四美，猝不知人，目闭痰鸣，只右手动，余不动，无汗，医者投以参附，三日后遂头筋急不能屈伸，竟废。
南昌卢生，病如刘四美，误服参附已六日矣。亦用前方三帖而苏，再用原方加减，八帖而全愈。可知此症，多受补药之害。
安义尉白映升，年六十余，尚健如壮年，从不服药。癸酉夏月，赴城隍庙烧香，忽跪不起，口中喃喃，语不明白，一家谓受神谴也。舁归，则喉中痰鸣，已僵矣。余视其舌，如错而黑，用大秦艽汤倍生地、加石膏，三日而尽五剂乃苏，而左半不能动，再用十剂，仍无效，因尽去风药，专用元参、天冬、麦冬、生地、酒芍、白菊、知母，服两月而愈。
奉新李荣光，体肥多痰，生平好服、术，虽当归亦不敢服，一日猝倒不知人，口，右手不动，舌黑而干焦，用白虎汤加麦冬、元参、生地、当归、白芍、白菊，四剂而苏，右亦渐靖安辛文祥，好服补药，因而泄泻。医者谓其脾虚火衰也（时已年六十二），极力温补，而泻愈甚，肌肉消尽而泄，食入即出，卧床一月矣。继而猝不知人，口眼斜，不能言，右半一日尽一帖，二日而苏，再服至六七日，而手足亦动，仍不能言耳。再服一二日，而大便胀急不得出（已十余日不大便），于是改用承气汤加薄荷，服二帖大便通，而手足皆灵，语言亦出矣。再服前方（即生地、麦冬），一月全愈（计服生地三十斤，麦冬十余斤）。或问其故，曰：人身肠胃有三十六曲，岂能食入即出，此明是温通太过，三焦气化转运太速，即火泄也。热积于内，而犹行温补，以致内热感召外风，故猝中邪风。用润药以缓其传送，故泄止，以解其内热，故风息。
姑录数案，以明中风多热病，乃确有所见，非从纸上空谈，且可知一切俗书不足信也。彼景其诳，而不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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