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
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
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愿错过机会。
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
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他媽的！”
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
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
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
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
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揷不入，水泼不进嘛！”
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
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而发的。”
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
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一齐走到二楼小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
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
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讨的，要检讨你们自己检讨！”
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親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
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慾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
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不得花钱住宿，在火车站过夜。问何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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