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他闯了大祸，从此他开始走下坡路。
那天他竟有兴致上街闭走。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身上的花衣服，先是跟在人家身后，走一会就扑上去扯。姑娘回头就看见他的老脸。他一边用力扯姑娘的衣服一面龇着黄板牙笑，涎水顺着他的嘴角挂下去。姑娘惊叫一声就晕了。如果不是行人揪住他并且揍懵他，他完全有可能将姑娘剥得[一]丝[*]挂。
祸闯大了。姑娘的父母找到我家，我爸爸媽媽赔着笑脸求情。最后达成协议：赔偿损失费50元。那年头钱很实，5o元直顶眼下200元用。我爸爸一个月工资才42.50元。无论如何这损失太大了。
这时候大哥还在嘻嘻嘻笑，嘴里不停顿念叨：“花衣花衣咧。”爸爸看他一会，走过去就抽他一个耳光。大哥尖叫一声土豆一样滚向屋角。二哥说：“爸，他傻你打他有啥用？”爸恶狠狠骂：“傻，傻还知道追女人！”
大哥就趴在地上尖声嚎叫。
后来爸爸就用绳子把大哥绑上挂进小耳房。大哥不哭反而嘿嘿嘿笑。有时候他把脸贴上门玻璃朝外张望，一看见雞拉屎就尖叫着踢门，接着用大脑袋撞玻璃。
再后来大哥闹得凶了，爸爸就把他的手脚全都捆住，把人拴在柱脚上。除了吃饭，一会儿也不松开。这样就不必担心他肆意破坏耳房里的所有设施。但我们每天晚上就更难安静入睡了。他彻夜嚎叫，尖利的声音简直可以刺穿心脏。他还时常把屎尿拉在褲子里，弄得无法洗涤。
再后来爸爸就干脆不给他衣服穿。
他的皮肤非常粗糙松弛，肉皮皱巴巴耷拉着。生殖器茁壮得与身材不成比例。我记得我曾经和两个小伙伴用小棍拨弄他那东西。起先他还尖声叫，后来就嘻嘻笑，再后来就嗯嗯嗯哼，再后来那东西就一点点粗大直立起来跳动。这使得我和两个伙伴吓得狂奔。我想，这大概是我所受到的第一次性教育，它充满了恐怖羞愧和罪恶。
再后来大哥就快死了——他一直被关了二年多。
爸爸终于将他放出来。大哥变得老实多了。除了继续吃鼻涕以外，别的癖好似乎都没有了。这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年我十岁。
那一年，是1960年。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是怎么回事。死的人很多，好象大部分是因为食物方面的原因。天灾人祸，历史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学习杨朔的散文，差点怀疑那年月里死的人都是因为有福不会享。
这是故事之外的闲话，我还是讲1960年以后的事情。
我家里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吃，这不准确。应该说有酒糟和苞米面混成的发糕有菜团子有豆饼。到了冬天，恐怕真的就没什么东西好吃了。
北方的冬天特别难熬。下过雪，风就把地皮吹裂了。肚子空，就更觉得冷。我们哥儿几个整天围着破棉被挤在炕头，只眼巴巴盼老子回来。爸爸总说：毛主席还啃窝窝头呢！咱老百姓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们都信爸爸的话，只是肚子饿得受不了。我想这值不得抱怨，我家的生活也许相当不错，否则一定会死人。这证明我们家的人会享福。
但是，我家遇到了灾难。灾难的性质不带社会意义，只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这也是造成故事平淡的原因之一。
灾难之一：
二哥不知从哪得到的信息。回家把我和姐姐叫到一块，说：“告诉你们，刮硝土能换钱呢。”这的确是一项十分叫人眼馋的事业。我们就找了一对土篮子一把铲子和一条扫帚。
天挺冷挺冷。地上没有雪。它们差不多都让风旋到洼地里去了。灰茫茫大地有雪沫和尘土贴住它滑动。我走起路来觉得非常吃力，但钱的誘惑使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二哥在风里边鼓吹刮硝的好处：可以换钱。知道么，换了钱咱们就可以买一只两只兔子和雞。换得多，说不准能买一头猪呢。口水从我的嘴角淌出来，用祆袖子擦了。看看二哥，他的喉咙象是咽什么东西一滚一滚的。姐姐看着二哥，一副崇敬的面孔。
我们终于走上一块平坦辽阔的冰面。二哥踢一脚，一股白雾涌起，露出暗黑色的冰来。二哥说：“就扫浮在上边的白面，你们扫，我挑。”
那时我没曾想到过二十多年后我还会写小说讲故事，否则我会彻底弄清楚“扫硝”是怎么回事。当时只糊里糊涂地听二哥说把白面儿（硝？）收起来，放进大铁锅里熬成碱索。碱索就可以卖钱。我估计二哥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充其量知道把土碱面挑到人家作坊，换几分钱就是了。
打碱面并不轻松。看上去白花花老大一片，扫得腰酸腿疼也扫不满一筐。但我和姐还是坚持扫。扫满一副土篮子，二哥就挑它们回镇里。我看见二哥走得小心，两只手把着筐梁半点也不歪。从我们这到那镇里至少有三里路。可以想象二哥会累成什么样子。
我和姐留在野地里，顶着西北风扫土碱，四周平展展无遮拦，天都冻成青苍色。风把人的手刮出一道道血口子，血凝在手上，手就伸不直，我忍不住哭了，姐把我的手塞进她怀里暖着。两只手捂着我紫红的脸。待暖一暖，我仍旧咬着牙干活，我想象着，二哥换回一大把钱，然后买一个大兔子，然后回家，然后炖了，然后我吃个大肚蝈蝈，然后我就美美地睡觉。我就这样一边想象一边干活。
二哥终于回来了。他把手伸到我和姐眼前展开五指，大手掌上赫然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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