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书齐事外，其馀与《北史》字字相同，毫无窜改，且《静帝纪》后备书高澄事帝之无状，斥帝为"狗脚朕"，令崔季舒殴帝三拳，及澄入宫责帝反背并逊位后遇鸠而崩之事。使以为收所作，则收是时方谄齐之不暇，而敢书此乎？又《孝静后传》书帝被鸩后，后再嫁杨遵彦为妻。后即高欢女，文宣姊妹也。收敢书此乎？则《魏书·孝静帝纪》一卷及《皇后传》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反抄《北史》以补之者也。然《魏书·孝静纪》内如高欢辞相国等事，乃《北史》所无，则又非全抄《北史》者。刘贡父谓是时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览》(亦北齐时书），后人取《北史》及此等书杂缀成篇，以补《魏书》之缺，理或然也。《孝静纪》及《皇后传》外，如《昭成子孙传》一卷，《明元六王传》一卷，《景穆十二王传》上卷，亦皆与《北史》相同，毫无增损，盖亦取《北史》以补《魏书》也。惟贡父谓第三卷《太宗纪》史馆旧本上有白签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书法，与《澹传》所载体例又不合，较之《北史》亦不相同，则此卷难确指为非收原本也。
《魏书》书法
《魏书》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最为明晰。其书法妄自尊大，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晋愍封猗卢为代王，不能没也。至书东晋元帝，则已云司马睿僣大位于江南。其他如汉、赵、秦、燕诸国，斥之为僣为伪，更无论矣。然翳愧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纳之，始得归国，则犹附庸于石氏也，而先已书石勒遣使求和。拓跋珪幼时，国破人散，赖苻坚分刘库辰、卫辰二部，珪得依于库仁以长，则犹臣服于苻氏也，而《燕凤传》已书苻坚遣使朝贡。珪因刘显来逼，遣安同等乞师于慕容垂，则犹仰命于慕容氏也，而已书慕容垂遣使朝贡。此等书法，在道武建号以后尚犹有说，道武以前，部落尚微，追叙者独不可少为贬损以从实乎？至建号以后，南、北朝通使等事，其于南使之来，则书曰某遣某朝贡，如登国六年，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也；北使之去，则书遣使于某，如始光二年诏龙骧将军步堆使于刘义符是也；于宋、齐诸帝皆书为岛夷，如天赐元年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是也。按《节闵帝纪》：与梁通和，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可见节因以前国史所记本是如此，然修史时何妨订正？《北史》于道武建号以前，凡列国之事皆不书，以魏方侪于列国也；道武以后始兼书列国，而书南、北两朝皆改邻国，体较为得当矣。平文之殂，《魏书》既云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为长子六修所弑，但书帝讨六修失利，微服民间，遂崩，昭成为皇子实君所弑，亦但书帝至云中崩。道武帝为清河王绍所弑，亦但书帝崩于天安殿。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亦但书帝崩于永安宫，而俱不见致毙之迹。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异考终，使乱臣贼子从何而俱"者《北史》于昭成则书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于道武则书清河王绍作乱，帝暴崩；于太武则书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庶不为曲笔也。又《魏书》于高齐事尤意存回护。高欢起兵，以讨尔朱氏为名也，则书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兴义兵于信都。又于魏朝加高欢官爵等事，书齐献武王固让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关，又书帝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谄佞间阻，遂贰于齐献武王，而绝不著高欢跋扈犯上之迹。其于京兆王瑜之子宝炬，谓轻躁无行，耽淫酒色，是时宝炬已为西魏文帝，方与齐交争，故极诋之。盖收正仕于齐，自不得不曲为袒护，固无足责也。
《魏书》芜冗处
《魏书》最为芜冗，尤可厌者，一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绩无功绩，皆附缀于后，有至数十人者。如《陆俟传》载其子孙馥〔馛〕、琇等十六七人，《李顺传》载其子孙敷、式等二十馀人，以及卢元、李灵、崔逞、封彝皆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谱者。所载之人别无可纪，但叙其官阀一二语而已，则何必多费笔墨耶？当时陆操尝病其叙诸家枝叶过为繁碎，魏收谓因中原丧乱，谱牒遗亡，是以具书支派。此虽见其采辑之本意，而不尽然也。盖传中诸人子孙，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耳。《齐书·魏收传》称收修史时，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与阳休之善，则为其父固作佳传，固曾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书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尝纳尔朱荣子金，故减荣之恶，传论云："若修德义，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可见收修书全以公事而市私情。而其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北史·刁柔传》云柔与收同修《魏史》，志在偏党，凡其内外通亲并虚美过实。此皆当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寿修《北史》已在唐时，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可以无所瞻徇，何以亦仍《魏书》之旧，胪列不遗耶？
《北齐书》
《北齐书》亦有数卷亡失，而后人取《北史》以补之者。试以《北史》核对，便自了然。盖《北史》虽据各史修成，而其间剪裁增损，必大同小异，断无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齐书》本纪内惟《文宣纪》与《北史》繁简互殊，其为原书无疑，神武及文襄纪之前半篇，及废帝、孝昭、武成、后主纬等纪，则与《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纪》后一论，《孝昭纪》后亦一论，而孝昭论前半篇仍是文宣论，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总论，则一字不差，盖《北齐书·孝昭纪》与论俱亡，后人遂取《北史》内《孝昭纪论》补之，而论内又未删去文宣半篇，以致两卷之间，文宣论复出也。《武成纪》一卷无论，《后主纪》一卷有论，而其论系武成、后主合为一论，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总论，亦一字不差，此亦取《北史》补之，但分卷未分论也。《皇后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惟《北史》于后传外兼传妃嫔，此则但有后传无妃传，盖亦从《北史》内摘出后传而不及妃嫔耳。其《诸王传》，《北齐书》高祖十一王为一卷，无论，文襄六王为一卷，无论，文宣、孝昭、武成、后主诸子合为一卷，则有论，其论却合文襄诸子在内。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盖《北史》自文襄诸子至后主诸子本合为一卷，故合为一论，而补书者但取《北史》各传分为二卷，而论未及分，故文襄诸子有传无论，文宣以下诸子有论而又兼文襄诸子也。其《宗室传》则赵郡、清河二王另为一卷，其文字与《北史》繁简各殊，传后一论，专为二王，其为《北齐书》原本无疑。其他则亦从《北史》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以神武诸子为一卷，列于文襄诸子前，而《宗室传》另为二卷，次于后主诸子后。除赵郡、清河一卷外，其馀诸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盖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而目录具在，补书者摘《北史》以凑合原书卷数也。惟《文襄纪》后半篇与《北史》迥异，又语无伦次，亦必非《北齐书》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辞丞相以后，据《北史》尚有两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盗刺死。今《文襄纪》则辞丞相后即叙其致侯景书及景答书，下即叙文襄无礼于魏静帝之事，又不书明年月，但云"七月还晋阳，遇盗而殂"，则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于邺，而此云"还晋阳遇盗殂"，则又似卒于晋阳矣。按文襄与侯景往复书本在《梁书·景传》内，文襄无礼于静帝之事本在《北史·静帝纪》内(此事本在《北齐·高德政传》内，《北史》于《德政传》删之而著于记），其被兰京刺死一事，亦即在《北史·文襄纪》内。盖补书者全用《北史》，恐人见其抄袭之迹，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
按唐初虽修成梁、陈、周、齐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今所传《后魏书》、《北齐书》皆宋初取内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观于胡安国等序《后周书》，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得夏竦、李巽两家本，始校正镂板以行。是内府之藏，天下之大，不过此数本。《周书》如此，魏、齐书亦可知，有宋镂板时，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而已遗失若此，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今诸史遍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北史》补成之事，则未尝取《南、北史》核对耳。
《周书》
《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孤德棻所撰也。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各史，德棻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棻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棻，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棻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如高欢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邻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简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邻大事也，而《北史·周纪》一切不书。《周书》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其于萧梁之事，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侯景之克建邺也，奉梁武为主，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废纲而自立，纲弟绎讨景擒之，是为元帝；于恭帝元年，又书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此皆《北史·周纪》内所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眉目，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勋之典；《苏绰传》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制之事；《宇文护传》载其母子相寄之书，千载下神情如见；《王褒传》载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见一斑，亦非如《魏书》之广辑芜词，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存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又《独孤信传》云：景寇荆州，乃以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寻除陇右大都督。则又似信先往荆州，后任陇右矣。以《北史》参较，则信本督陇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陇右也，《周书》亦不叙明。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周书》以其为隋臣，则不入周传可也，乃又附于《贵传》后，既附传矣，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以失利欲还，昕谓"破竹之势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战，即破晋阳。此皆在周时功绩也，而《昕传》又不书，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亦殊无谓。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王雄、王谦，父子也，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之与尉迟纲，李贤之与李穆，赵贵之与赵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费笔墨矣。
《隋书》
《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或疑其记事多遗漏，如薛道衡死，炀帝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汉书》并侍直仗下，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列传中皆不书，似觉疏略。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不过《世说》及诗话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未可轻议也。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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