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各省的程度，不过分数上尚有斟酌呵！
（点四）丁先生谓在两汉的时代，中国文化分布的不平均，后渐平均，到了明朝至平均，这恐怕也是因为拿着现在的单位去比量才有这个现象。浙江之在西汉，犹之乎今之吉林，恐尚不及，福建等省，则等于黑龙江阿山道之间。所以在后汉，广东贵州云南奉天“都是零”。与其说是文化不平均，毋宁谓为这些地方之为中国，意义上尚不尽完全。如果我们做一个中华民国时代的表，势必至于外蒙西藏（康省除外）青清下面加零，吉黑三特别区，新疆阿山贵州下面加一个很小的分数，其相貌或与汉朝差不多。至于在各种意义上，完全为中国之地方，如关洛汝汉淮泗及沿着黄河的郡国，细比起来，其平均或不平均，恐与今之各省之平均相等。是则丁君所谓古不平均今平均，又一幻境也。总而言之，这事实与其谓为当年文化之不平均，毋宁谓是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把上列几点约起来，我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个一般的印象，是觉着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普通说起，凡是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都可应用统计方法，而这样分布上凌迟出入的事实，几乎是可研究的事实之大部分。但统计方法的收效，也以他所施用的材料之性质为断。统计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岂特如此，我们竟可说天文是统计学的产生地。因为统计方法之理论，几乎都是从天文学中造端，而近代统计学方法之立基柱者quetelet自身是比利时的钦天监，这正因为天文学上的数目，我们用来做统计学的比较的，总是单元（homogenous），而所用数目，多半是由我们所限定的标准造出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数目有管辖之可能。几乎到了生物学的事实上，就不这样便宜，虽然这些数目还是由我们定的标准所出产，然而事实的性质已远不如天文事实之单元，实在是些复元的（heterogeneous）。至于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使他再回来，去量一下子，又是极复元的物事，故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如当代欧美都市统计表一般的形状，加上，恐怕有点疏误。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我不赞成这个以现在省为二千年历史的总单位，去百分国土大小很不相等的各时的人，正是因为这表太整齐，这表里面的事实却是太不整齐。
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mass－facts）。然而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
假如丁君把这一个大表变散为小点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现在多得多。现在略举几个提议——
（一）以当年的州郡为单位，去求方里数目，户口数目，财赋数目三件之互相比例。假如能画成地图，以比例率之轻重为颜色上之浅深，或者其分配上更可提醒些事。（二）把世族（姑假定有二人同出一家同有传者即为世族，更于其中以年代分类）按州郡列一个表，再把非世族之人物照州郡之分配者和他一比，恐怕使我们显然见得文化低的地方多非世族，文化高的地方多世族。（母系有可考者即列，如杨恽为司马子长外孙之类。）（三）把历代的世族比较一下，比较他们在人物中的百分数目，在各类职业文官武将文学等的分配比较，或者更有些事实可得到。此时没有根据，但人们免不了泛着去想由东汉至唐，世家之渐重，实在是当时社会组织上很大的一个象征。宋后世族衰，是一个社会组织上很大的变化，这三件正是偶然想起，其实中国历史上可用数目表图研究的题目很多。richter拿字数统计去定plato语之先后，何况历史上的实事呢。但总以从有界画的题目做去，似乎才妥当。
我可以把上文总结起来，说：丁君这一种方法，将来仔细设施起来，定收很好的效果，不过他这文（特别是第一表）却但是一个大辂的椎轮，我们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
至于他论唐朝与外族的一段，完全和我的意思一样。汉唐决不能合作一个直线去论，我曾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详细说过。这篇文章大约是民国七年春天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错字连篇。原稿我仿佛交给你了。是么？我在这篇文章用所谓“元经”的话。谓陈亡是“晋宋齐梁陈亡，中国亡”。永嘉南渡前为“第一中国”。南渡后失其故地，而尚有第一中国之半，犹一线也。隋唐两代实是以五胡拓拔为原始，合着有踏践的剩余再造的。所以唐朝文物习惯从南朝，而生活的精神反截然和南朝两样。这个第二中国，固然在文化上仍是因袭第一中国，然一要部分亦以苻秦拓拔为根据。（苻秦拓拔都有中国以外的领土，又恰恰这个时候是西域文化最高的时候，故即无人种变化，亦甚能使文化历史入一新期。）大野三百年一统后（这个一统之为一统，也和我们五族共和之为共和一样），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这第二中国与第一中国之为一线，不是甚深的现象。其内容上所谓南北朝之纷乱，决不等于三国唐季，而实是一个民族再造的局面，恐怕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最大的关节了。汉朝盛时只是中国的，唐朝盛时颇有点世界的意味。这固然也由于汉朝接触的外国除西域很小的一部分外都蛮夷，而唐朝所接触恰在西域和阿拉伯文化最盛期，但要不是自身民族上起了变化，就是说等于社会组织和生活的趋向上起了变化，这外来的影响究竟不容易济事。梁陈的“冢中枯骨”局面是不能使民族的生命继续下的。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系是很可研究的。
〔按：此书写于1924年1月2月间，丁氏原文载在《努力周刊》。颉刚记。〕
——选自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十期（1927年广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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