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意思奇特，其后是语言奇特，最后是字面奇特，起初仅仅是不自然，结果乃至于无人性。《诗经》里的《国风》《小雅》，没有一句有奇想的，没有一句不是本地风光的。写景便历历如在目前，写情便事事动人心绪。画工所不能画的，他能写出来。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回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或降于河，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簑何笠，或负其餱……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洪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又有“声情兼至”，真是“移我情”的，如：女曰“雞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风雨潇潇，雞鸣胶胶。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燕燕于飞，参差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鹳鸣于垤，婦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又有情事逼真，我们一想便坠落到里头的，如：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毋逝我梁，毋发我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诸如此类的例，举不胜举。《大雅》和《颂》，因为被体裁所限制，应当另论外，若《国风》《小雅》里的诗，没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没有一句是做作的文章。为着这样的真实，所以绝对的自然，为着绝对的自然，所以虽然到了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仍然是活泼泼的，翻开一读，顿时和我们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诗，每每带上几分做作气，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专有◆JingDianBook.com经典书库◆的趣味；所以就在当时，也只得说是假文学。诗经的文章，有三种独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浅。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把《楚辞》和他对照一看，《离騒》里千言万语，上天下地，终不如《诗经》里的三言两语能够丰满啊！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二条教训是朴素无饰。一句话，（primitive）。文学到了文人手里，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学，传到现在的社会里，仍然占据文学界的一大部。《诗经》的《国风》《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备的时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见人工；是躶体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
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户。嗟我婦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自昔徂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即如《蹇裳》的头一章说：“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说是鄙污极了。但是揣想那话的情景，止欢喜他的逼真，活灵活现，忘了他的鄙污了。后人做诗，意思尽管极好，文章尽管很修饰，情气每每免不了一个游字。《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才有极不寻常的价值。chaucer的tales到了现在，还给一般人做师资，只因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学。
《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也是如此。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教训是体裁简当。文章里最讨厌的毛病，是滔滔刺刺，说个不休。后来的赋家，是不消说的，很犯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诗家、词家、曲家，也多半专求尽量的发泄，不知道少说比多说更有效。《诗经》的诗，除去《大雅》和《颂》有点铺张外，其余都合最简当的体裁，须知天地间的文章，最怕的是说尽了；最可爱的是作者给读者以极少的话头，却使读者生无限的感想，换句话说来，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盘托出，却使读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国风》没有多说的话，因而结构没有松散的，因而没有没含蓄的，因而没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盘托出就是使读者完全陷入，这是《诗经》里唯一的文学手段。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做诗断离不了音节，全没音节便是散文。但是这音节一桩事，颇不容易讲。律诗重音节了，只是他那音节，全是背了天真，矫揉造作而成的“声病”。《诗经》里的体裁，真可说是自由诗；然而音节的讲究，还比律诗更觉自然，更觉精致。押韵的方法不限一格；句里又有声韵的组织。双声叠韵的字，上下互相勾连，成就了“一片宫商”。总而言之，《诗经》里的诗，体裁是自由的，押韵法是参差不齐的，句里边都是有声韵的组织的。这样又自由又精致的音节，是我们做白话诗的榜样。（孔巽轩先生的《诗声类》，讲《诗经》的韵法很详；钱晓徵先生的《养新录》里，也有一段，论《诗经》里音节的组织的，都可参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诗正韵》，我曾经见过稿本，实在是讲诗声最详最完的书。）
以上的四条，不过一时偶尔想到，顺便写了下来，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约略来说，《诗经》可分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他不能得什么有益的教训。至于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我们有这样的模范白话诗，当然要分点工夫，研究一番了。三为什么单要举出朱晦庵的《诗集传》和《诗序辩》？
朱晦庵的这两部书，在清代一般汉学家的眼光里，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实这是很不公允的见解。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先就训诂而论，训诂固然不是这部《集传》的特长，但是世人以为训诂最当的毛传，也不见有什么好处，如“施，移也；”“济济，难也；”“京，大也；”真个不通极了。后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从而为之辞”，说他是说文字的本训。他明明白白是做《诗经》的注，偏牵连到文字的本训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什么营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传的穿凿，可谓达于极点了。平情而论，毛公只是个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较早些，因而粗略记得几个故训；这可谓生逢其时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学问。后人说他和《左传》《周礼》互相发明，其实《左传》《周礼》是经，他和他们互相发明，更见其不妥了。况且《小序》尚是卫宏做的，《后汉书》上有明文，《故训传》也就可想了，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郑康成的笺，实在比《故训传》好些；凡是笺传不同的地方，总是笺是传非。现在举一个例：豳《七月》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说，“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慾嫁焉。”这真比毛传通多了。我平日曾玩笑着说：“郑康成免不了几分学究气，还不至于像小毛公的冬烘气象。”正义一部书更是不足道的。每逢传笺反背的地方，他先替传说话，再替笺说话，自己和自己打架。这简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头讲章了。宋朝人关于《诗经》的著作，零碎的多。训诂一层，除朱子的《集传》外，其他是全无所得的。清朝人对于诗经训诂，很有些整理发明的功劳。散见的不必说了，即以专书而论，《毛诗稽古篇》《毛诗传笺通释》《毛诗传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依附着荒谬的《诗序》而作的，都有点“根本错谬”的毛病，所以一经讲起礼；谈起故论到“诗人之义”来，便刺刺不休的胡说一片。朱子这本《集传》，在训诂上虽然不免粗疏，却少有“根本误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在故训一方面也就着实点儿，不穿凿了。况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学问极博的一个人；他那训诂，原不是抄袭来的，尽多很确当的地方。就是反对他的戴东原，注起诗来，还不能不引用他呢。还有一层，我们读《诗经》无非体会他的文章，供我们的参考，那里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艺”的办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训诂，大可以不闻不问，还是以速议为是。朱子这部书，虽然不精博，却还简当啊！
至于诗义一层，朱子这两部书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诗序》的，他推翻《诗序》的法子，只以《诗经》的本文证他的不通。这真可谓卓识了。《诗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所说的“固哉高叟诗”；序从这种人的徒子徒孙做出来，还能要得吗？所以《关雎》等篇必定加上后妃，真个傅会迂腐的可笑。后妃是谁，谁也说不清楚，至于“淑女”，更难定了。郑康成竟然硬把太似安上，章太炎先生又异想天开的说：“文王与纣之事也。后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凿了一大篇，读者不曾看完，必要发笑的。然而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诗序》上妄加后妃二字，勾引出来的。总而言之，《诗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凿，附会，妄引曲礼杜撰事实。
“正心”“诚意”“修齐治平”（这几个名词虽然不是汉儒所重，但是《毛诗》已有这气象）的道气，已经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讲诗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气象。和《毛诗》同时或者较前的鲁韩两家，都是道学派的诗。《韩诗外传》有很多的道气，《齐诗》翼氏诸家，弄上些五行谶纬，道气变而为妖气，成了方士派的诗学。（这都本胡适之先生的话；道学方士两个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讲诗，都是学道派，其中还有几家，把诗论政，大讲起功利主义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诗》，也还是道气重的紧。他敢于删诗，固算有强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诗的缘故，仍是道学先生恨情诗的心理，所以要删郑卫。只有章如愚的见解是极透彻的。他说：“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义，不若春秋易之微。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这真透彻极了。程伯子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对于《诗经》很有些远妙的见境。他虽然说《诗序》是国史做的，我们却可翻过来借他这话证明《诗序》的不可靠。因为他说；若“不是国史做的，孔子又如何凭空做出来”。（这话的原文忘了，意思确是如此。）朱子这部《集传》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他的特长是：
（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
（3）敢说明其某是婬奔诗。
就这几项而论，真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还有他的大缺点，但是总算此善于彼的。他虽不曾到了“文学的诗”的境界，却也在道学的诗派中，可称最妥当的，实在是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能排众议的著作。（朱子这两部书，很被当时人和后人攻击。）现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请读者诸君：
（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
（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
（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忽然想起《诗经》的诗，只有一种最大的长处，就是能使用文学的正义，文学的至高用处，只是形状人生，因而动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活；决不是丧志的玩物。《诗经》里的哀怨之词，虽然出在劳夫怨婦的口里，却含有许多哲义。这种“不平之鸣”，天地间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诗经》（专指《国风》《小雅》）的文学主义比他的文学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为篇幅所限，现在不能畅畅快快说了。
——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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