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奢侈的好看固是在君所痛恶，静止的好看也每是在君所不见，而有意义的能表示动作之艺术，无论是文字或有形的，在君也欣悦的。
偶与在君谈中国诗，他极不欢喜选学派的诗，这是必然的。他欢喜杜诗，这也是想象得到的，他很喜欢苏诗，能成诵的很不少。我听到他爱苏诗的话，恰中我的意思，我说，“苏诗真是气象万千，没有人像他这样多方面。”他说，“唯其如此，专就一格论诗是不当的。”他对于文词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风趣，也不爱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韩退之，说“韩文蛮不讲理”，他很崇拜柳子厚。
他在英国学会了recitation，一次北大聚乐会中手足舞蹈的把杜诗《兵车行》照样一办，大家大乐。
在君吩咐一个英国出版者，凡威尔斯（h．g．wells）罗素（bertrandrussell）金斯（j．m．keynes）的书，一出来，即寄来。他爱这三人全不是偶然的。我问他觉得bernardshaw怎样，他说，“他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活脱了爱尔兰人。”我又问他johngalswothy，他说，“专门描写英国中等阶级之最上层没有大意思。”当罗素（bertrandrussell）来中国时，他做了总招待。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云亦云，然而知道此君是怎样一个来头的有谁呢？众人正在欢喜这位“民众圣人”时，他对罗素说，“罗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英国贵族产生的精品。”我想罗素自己恐怕要是最同情这个批评的。罗素后来对英国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陈通伯告我）三在君与政治
在君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所最不了解或责备的事，就是他之任淞沪总办。在君常把这件事的动机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时总有些自解的样子（apoloagetically），大约因为他听到适之先生说我要“杀”他罢！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会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注意，这句话是在君惯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们的，在他以为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迨孙传芳与党军可和可战的时候到了，孙不与他们商量，先决定了态度。迨武穴紧张的时候，在君（与陈陶遗君？）觉得非与孙彻底一谈不可了，跑去陈说一番，孙正在鸦片铺上，说，“我本来也这样想过，不过请你们看这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孙的在武穴的前敌指挥打来的，电报的大意说，现在听说联师（当时孙自号五省联军总司令）有与赤军（当时北方军阀称党军曰赤军）妥协的谣言，消息传来，军心不振。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联合云云。孙传芳把这电报给他们看完便说道，我不能不向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许多了。这也许就是在君所指为缺少近代常识的表现罢。当时在君告我很详细，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详细记下，因为当时没有准备着享受这个苦痛的权利，即写追忆他的文。至于这位主张不与南方人合作的前敌指挥，却最先归正，在党军旗帜下历历做中外大官，直到现在。
详论在君的这一番出处，我们要细想两件事。第一，在君参加孙传芳政治集团时是如何一番空气。孙氏固与其他战豪同为北洋军阀遗孽，然孙氏神速的驱逐张宗昌部队出上海，驱逐杨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斩戮白俄的一着，顿引起一时清望。无间南北，不满北京政府者，皆以为“国贼曹操，非孙权也。”等他驻在南京，颇做了些沽名钓誉的事，当时一般清议，颇觉中国目前之急切的办法，应该是以广州政府为本体，联合上北方（当时已赶到西北去了）之冯，长江之孙，以便先把二张解决，再把吴佩孚解决。记得那时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战开始时，好些朋友（都是“南倾”的，至少说），有一天聚到一块谈这事，大家都觉得开始应该如此做。有一位更说（这位不久回国，在北伐时大效气力），“这时候孙传芳若不出兵打二张，真正可惜，且是自误，若使二张稳固，中国事不可为矣。”这种论调颇代表当时甚多量之清议。孙做他的“联帅”时，也很试着和广州拉拢，这中间的文章多着呢！我在广州便听到许多。那时候国民党公葬孙先生于南京之工程开始，他还很敷衍着。直到夏超事件与赣西之战，他才不作壁上观。我说这些，并不是为孙传芳辩护，孙亦一无知军阀，然比之二张则差强。强不强，也不关我事。我只是说，在君是在孙氏清誉未扫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团的，不是在他向张作霖摇尾乞怜，渡江战龙潭时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气上亦无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孙北向后倒行逆施时，在君早已退开了。
第二点要细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钩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他并不是“拨乱反正”之才。在必须拨乱不可的时候，固需要拨乱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并且要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贤士不可。用两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头烂额而后已。在君在淞沪任中，行政上的成绩是天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在君以前办上海官厅的固谈不到，以后也还没有一个市长能赶得上他一部份。即以此等成绩论，假使当时在君的上司是比孙传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为在君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
次年党军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济南惨案，张作霖很知趣，有知难而退之势，而张宗昌大有寄生于日本炮火下之势。这时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电码打给孙传芳一个电报，劝他在内争中要以国家的立场为重，不要再跟着张宗昌胡干。此电为奉系查出，几乎给罗文干惹大祸。在君也就从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写照，很显出在君的性情，很显出在君的本领，很显出在君之有时“不识时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着自解（apology），我更用不着替他解说。
在君自苏俄回来后，对于为人的事非常倦厌，颇有把教书也扔去，弄个三百元一月的津贴，闭户著上四五年书的意思，他这一阵精神反常，待我过些时再写一文说明。他这反常并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务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总干事，久而愈显得他实在爱这个工作，所以虽有人拉他做官，比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过在君性情是好事的，他觉得为国家真正服务，就是把事情办好，是一件至上的德行。真正在国家对外打起仗来的时候，他一定为国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场所，只要他觉得找他的人有诚意把要托他的一桩事办好，他自己又认为成功不是没有希望，或者他终不免为“知己之感”所驱再做一回官？这是比较上且然性不大的，但是非不可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后来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荀文若了，决不会做成刘歆。“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或曰可怜，我曰可佩。不过有一点我可断言，在君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众方面的，为大众而非由大众，所以决不至于佩服墨索里尼希特勒，也正同他不成民众领袖一样。因为他不主张由大众，无端为人呼为独裁论者，因为他是真正的为大众。
——选自《独立评论》第一八九号（1936年2月23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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