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的淫逸靡烂生活。而被兼并被剥削的农民，却过着丰年啼饥寒，凶岁填沟壑的悲惨生活！这样，在十八世纪中叶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
清代到乾隆初年，社会上发生了人口与田亩比例失调的大问题，反映这一个问题最显著的现象是米价腾贵。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清高宗弘历因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他经过「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乃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他接到覆奏后，曾采用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政策都无效。到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从因丝价昂贵，禁止出洋后，仍未见价平一事，才理解到「盖由於生齿日繁，物介不得不贵」[三]。再遇十年（一七七二年），他对米贵的原因，终於作出：「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的结论[四]。考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全国田亩七○八、一一四、二八八亩，人口一八三、六七八、二五九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八六亩[一]。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全国田亩七四一、四四九、五五○亩，人口二○八、○九五、七九六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五六亩[二]。据当时人洪亮吉计算，生人须有农田四亩，才能维持生活[三]。在乾隆初年，每人所得的平均亩数，已经不够维持那时候人口的生活，由於人多粮食不够供应，民以米价就腾贵起来。到清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全国田亩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人口三六一、七六一、四三一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二.一九亩[四]。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全国田亩因天灾冲塌、抛荒减为七四二、○○○、○○○亩，而人口又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口，每人平均亩数祇得一·八六亩[五]。人口与田亩的比例失调益甚，民生也越发艰难。在当日，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招收广大的制造工人，又没有新兴的大都市，以容纳大量的店员和运输工人，而移民殖边的政策，清政府不但不举行，反把东三省、蒙古、台湾都封锁起来，用严刑竣法禁止汉人前往垦种。我国劳动人民，从来以蔑视困难，艰苦奋斗，闻名全世的。自乾隆以后，山东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东三省和蒙古，福建、广东沿海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台湾，到道光年间，闽、粤人移居台湾的已有二百五十馀万[一]。他们宣泄了一部份人口，也给建设东北和台湾立了功勋。全国农民则大力培植新农作物。当时有两种新农作物玉蜀黍和甘薯，在明代隆庆、万历（一五六七——一六一九年）间传入福建，已经两百年，甘薯广东还有传种，玉蜀黍却只在福建一隅有栽种。到这时候，经过农民大力广为培栽，立即传播到全国去，在道光年间，玉蜀黍且成为山多田少的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主要粮食。贵州诗人郑珍玉蜀黍歌有句道：「只今弥望满山谷，长梢巨干平坡陀。……滇、黔山多不遍稻，此丰民乐否即瘥」[二]。他们的努力，给全国增加了大量粮食。但是，这些奋斗，只能解决一部份问题。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一]的生活。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叫他们为「棚民」，广东叫他们为「寮民」，当时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等省山区地方无不有这种垦山的人。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平在山[二]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李秀成一家，也是「种山」的贫农。天情道理书记东王杨秀清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困厄难堪」。李秀成自述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他们都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更多的人们，连可以垦种的山地都找不到，在家乡再活不下去了，只得喊出「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声[三]，冲向他州外县去，分投找寻生活的道路，为生存而斗争。清朝反动记载所说的什么「流氓」、「乞丐」、「盐枭」、「私铸」、「盗贼」等等，就是从他们而来的。马克思论当时中国，曾经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一]。在嘉庆、道光时代，成为社会大问题，沉重地打击着清朝的统治。
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唆使各民族互相敌对和仇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同时，又十分凶暴贪残。时人容闳论太平天国革命原因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餽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二]。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布告痛斥清统治者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太平天国讨清布告说：「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又说「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全国人民受尽了压迫，只有起来推翻它。也正是这个政府，到嘉庆以后，却由于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三]，对全部国家机器，已到了无能推动，奄奄一息的地步。
正在这个时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量输入鸦片。为保护鸦片贸易，并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武力订立南京条约，夺得五大商港的自由贸易权。鸦片战争的结果，腐蚀清朝的统治，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也惊醒了中国人民。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偿付赔款共二千一百万元。这笔赔款，都是用白银支付，使白银从中国外流。那时候，千百艘英国轮船载满鸦片开到中国来。以香港做中心，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为鸦片船巡回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黄埔（后移到珠江口的金星门）、汕头、厦门、泉州、福州、宁波、吴淞、天津、金州经常停泊着囤聚鸦片的叫做「浮动堡垒」的趸船。这些船舶—轮船、快艇和趸船，都是全副武装的，用武力强行走私。鸦片的输入，飞跃地增加。在鸦片战争前五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每年输入平均额为三四、七0二箱，到一八四七年，便增到四0、二五箱，一八四九年，更增到五三、0七五箱[一]。每年换取约在二、三千万元之间的白银[二]。这样，鸦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银泻洪似地外流，其结果，就造成中国银价高涨，钱价暴跌的大风暴。
清代敝制，虽是银钱并用的双本位制度，而社会上却以用钱为主，如地丁钱粮的输纳，市面的交易，工资的支付，都以钱折银计算。银钱价值比例，法定是钱一千换银一两。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北京银钱市场银一两换钱将近二千文，外省各地银一两换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清政府钱粮徵收银两，以钱折银，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定价每两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二]，后一再增加到二千八、九百文[三]。所以当时完纳钱粮，「较之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常以两年之粮完一年之粮，较之乾隆、嘉庆（一七三六—一八二0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四]。这就是说，由于银贵钱贱使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加重了三倍。他们受不了「吏役四出，书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的诛求[五]，只得出买他们的土地，许多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都破了产。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0年至一八五0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一百九十六亩多[一]。于是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向着急剧方向发展，而抗粮抗租的斗争，就在各省蓬勃地开展起来[二]。在银贵钱贱风暴的打击下，广大雇农和都市雇庸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下降着。当时有人指出：「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三]。这一场银贵钱贱的大风暴横扫了全中国，地震般撼动了清朝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影响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四]，正是此时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急剧地惨重地遭到了失业。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货经两条大路，一路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广州经南风岭达湘潭。据容闳亲到湘潭调查，「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一]。两路运输、护商、旅店、商贩等业及依附为生的人数当不下百万。商业中心移到上海后，广东、湖南、江西骤增百万失业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产茶业，鸦片战争前，由陆路运至广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业就由厦门或福州出口，旧路上的依靠挑茶为生的运输工人也都失业了。东南沿海一带，原有许多本国商船往来各埠，自五口开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挤，「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二]。他们要求生活，就必须反抗旧秩序，腐朽的社会是经不住这个冲击的。
随着五口的开放，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将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一八二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纱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达到六百二十一万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布是六十万码，一八四五年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国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仅次于英国。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国外市场[四]。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由於「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生计路绌」的萧条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与土布，弃置绝问津」的境地[二]。在厦门，洋布洋纱「充积於厦口」，「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带出产的土布，原来畅销台湾和东北地区，也因洋布的竞争而销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闽海关的官员就把这一情况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四]。这就破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把大批手工业工人，抛进了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清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就已经大声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时，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经过鸦片战争，清廷调兵遣将，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签订辱国丧权的条约。在人民方面，广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却立刻把英国侵略军包围起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三]。清朝的腐朽，彻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鸦片战争后在广州遣撤的壮勇，就进入当时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去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起义。
与些同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了人祸和天灾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其中一八四九年，长江六省大水灾为百年所未见，估计直接受灾的当有三千万人[一]，尤为严重。一八五一年，黄河在江苏丰北三堡决口也很严重。今据道光东华录所记统计，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0年，只由疆吏奏报被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在内，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个州县[二]。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到处是「饥民遍野」[一]，「饿殍载道」[二]。饥民们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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