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五，早上十点半，丹尼尔给贝特·格乌拉打了个电话。尽管地方离得很近——在耶路撤冷和赫伯诺之间——通讯条件还是很差。太慢了——喀干早在议会中强烈抨击通讯条件差全是政府搞的鬼。丹尼尔不得不拨了九次才打通了。
喀干的一个下属接的电话。
丹尼尔做了自我介绍，那人说：“你想要怎么样？”
“我需要跟喀干说句话。”
“他不在。”
“他到哪儿去了？”
“出去了。我是鲍波——他的代表。你想怎么样？”
“跟喀干说话。他在哪儿？鲍波！”
“在哈德拉，正访问曼德松夫妇——你可能听说过他们。”
这挖苦够狠的。曼德松，十九岁就给杀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善良、敏感的孩子在哈伯龙学习三年后就在部队服役。一天下午——一个礼拜五，丹尼尔记得，那些孩子们起得早早的——曼德松正在哈伯龙的市场上从货摊上挑选要买的番茄，这时一个阿拉伯人从人群中跑出来，吹了一声口哨，从背后向曼德松连刺了三刀。这孩子倒在菜摊上，流血而死，当时在场的阿拉伯旁观者没有人帮他。
军队和警方紧急出动，数十个嫌疑人被挡住问话，又释放了，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贝鲁特的一个激进组织声称对这起谋杀案负责，但警察总部怀疑那是一帮在撤雷夫地区活动的家伙干的。确切消息表明他们已经从约旦边境逃走了。
当时，喀干正在竞选克耐塞特议员一职，案子照例该他负责。他接了案子，对死者家属百般安慰，竭力和他们亲近。曼德松的父亲发表公开声明把喀干称作以色列真正的拯救者。三十天的追悼活动后，喀干领着一队愤怒的支持者穿过哈伯龙的阿拉伯区，他和曼德松先生手挽着手。一提到“疯狗和阿拉伯人”，就拿出死者曼德松的照片，强烈要求实施“铁拳”政策。窗户打碎了；指节铜套徐着鲜血；军队被调来维持秩序保证安全。报纸大量刊发犹太士兵制服犹太反抗者的照片；竞选结束后，喀干获得了足够的选票，赢得了单独一个克耐塞特议席。他的反对者说他利用牺牲者为自己拉选票未免太不近人情。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丹尼尔问。
“不知道。”
“安息日前能回来吗？”
“你在想什么？他可是在做祷告。”
“给我转到他家里，我要跟他妻子说话。”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该不该让你去烦她，她在做饭，操劳家务。”
“鲍波先生，不管怎么样我要跟她说话，哪怕这意味着亲自去她家。我本人也要做礼拜——到她家也会打乱我的安排。”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鲍波想了想，说：“别挂电话，我给你接上，只要你的政府没有把线路全都弄坏。”
丹尼尔等了几分钟，开始寻思他的电话是不是被掐断了，已经来不及跟喀干的妻子通话。他曾经在几次集会上见过她——一位很漂亮的妇女，比她丈夫还高，大大的黑眼睛，没用化妆品却很白皙的皮肤——不过没说过话，所以听到她的声音很惊讶：软软的，没有一点敌意。
“很抱歉，警官先生，”她告诉他，“我丈夫出城了，我也不知道安息日之前他能不能回来。”
“安息日之后我想尽快跟他讲话。”
“礼拜六我们要举行一个舞会，祝福一对新婚夫妇。礼拜日上午好吗？”
“礼拜日，挺好的。我们九点钟见面，在你家里。”
“谢谢，警官先生，我会记住的。”
“谢谢，喀干夫人。再见！”
“再见！”
他挂了电话，想着这位举止优雅的妇女，翻了翻卷宗，然后看了一下表：上午十点半。从五点四十分起，他就一直呆在办公室，读读写写，订正一些没用的数据——他的直觉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他：劳孚尔的话是对的，他可能错过了什么事，又等着发现新的尸体。
但是没有电话来，只有不断袭来的疲惫。
整整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五早上——自从朱莉娅谋杀案后，没有什么新情况。
他感到很失望，一桩新的谋杀案可能正悄悄来临，而两桩旧案仍然悬而未结！
为谋杀案祈祷？
他讨厌自己的无能，又检查了一遍手头的资料就出去了，他决心忘掉这件事，直到安息日结束。要把心收回来，用清醒的头脑去祈祷。
他见了在店里呆着的父亲，停的时间比平常长得多，吃了比萨饼又喝了柠檬汁，谈了几件新珠宝。当他请父亲礼拜六一起吃午餐时，父亲的回答跟往常没两样。
“我很愿意去，但是不能去。”
耸耸肩，做了个怪相——父亲还是很尴尬的样子。丹尼尔在心里笑了笑，想到兴冲冲的继母玛斯克维兹夫人曾手拿汤匙、烤得焦黄的小鸡追着父亲跑的情形。他们这样子已经一年多了，父亲只是抱怨并不设法逃避。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鳏夫，可能在这样凶悍的女人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或者，丹尼尔想，也许他一直对这种关系不很在意。
一个三十七岁的继子，也许另当别论。
“爸，吃过午饭，我们要接待几位美国来的客人，都是很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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