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十五分，丹尼尔接到来自德尔安的消息说，阿尔朱利，那个加沙的杀妻犯，已经通过了测谎器检查。一点三十分，他用无线电同东方人进行了联系。老城中一切如常。
“克汉的情况怎么样？”他问。
“仍感觉在马可斯基事件中自己像桶打翻了的狗屎，但他会好好干活的。”
“达奥得和罗塞利在一起做得怎么样？”
大个子笑出声来。
“有什么笑话让我也听听。”丹尼尔说。
“达奥得穿得像个瘫痪了的乞丐，整个上午都在那个十字路口哀求着施舍。他装得如此之像，以至于一个阿拉伯警察用警棍砸着鞋底对他尖叫道别占了大街上的空地方。”
“他感觉如阿？”
“像在地狱中，很恼火。你应该看看他，丹尼。如果有谁能从街边的闹谈中得到些有用的东西，那就是他了。”
“替我扔一个硬币在他的罐子里。”丹尼尔说。
“我已经扔了。过会儿再谈。”
现在两点，施姆茨打来了电话。
“希伯伦大学考古系和自然资源管委会的人都答应尽快给我考察人员的名单。我和那位女士共进了早餐。我们寻找姨子阿米娜的请求正在被考虑中。”
“他们尽力了吗？”
“是否会合作还在两可之间——我迅速得到了一次早餐约见，因此他们认真对待这事。我的感觉是，如果他们能够确保安全，会去寻找她的。问题是安曼的特工组织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他们不会因为类似这样的事而动用全部力量。”
“继续关注这事，”丹尼尔说，“如果需要施加一点压力，让我知道。”
“我不认为压力会有用，”施姆茨说，“出现了某个别的问题。我现在在德尔安贝尼森医院中——这就是我没能早些打电话来的原因。我接到了两星期前我曾与之谈过话的医生的电话——眼外科医生克里格有关于他的同事麻醉师多内的一些话要对我说。还记得去年的那场轩然大波吗？由于那个医生拒绝麻醉一名阿拉伯小孩而引起的。一个眼睛被划伤了的婴儿——在他们把他推进手术室时，那位母亲开始赞美安拉会让她的小狮子眼睛更加明亮，以后他就能朝犹太复国主义者扔石头了。那医生发作了，他告诉她去她妈的，他希望那孩子瞎掉，然后大步走出了手术室。那就是多内。”
“我记起来了。某个工党的左派成员想让他出钱把孩子养大。”
“对——沙多夫斯基和他那惯常的什么主义废话。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两天内就被人们给忘了——都这样。但根据克里格的说法，多内对阿拉伯人怀有一种刻骨的仇恨。自从上次孩子事件后，他变得更好战了，在同意进行手术前必定要审问他的阿拉伯患者，让他们重复这样的誓词：他们支持以色列国并认为亚赛尔·阿拉法特是条背信弃义的狗。如果那些人中有谁试图和他谈论被占区的政治和医疗状况，他就会发火——这就是多内的表现，越来越接近爆发了。此外，他是个孤独的人，没有结婚，反社会。克里格说有好几次当他值夜班时，他看见多内离开医院，钻进他的汽车，到清晨时才穿着同样的衣服回来，脸也没刮过。
说这很明显那家伙没睡觉，整夜都在做某件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比如跟踪然后杀人。”
“克里格是这么想。起韧他不愿意相信这点，但他越深入地去想，多内就越像我们想要找的人。当然，告诉我全部这些事他并不高兴。感觉自己像个告密者。但公民的责任促使他这么做。”
“想过这是由于他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吗？”
“可能吧。但多内听起来实在太奇怪，值得调查一下。”
“你还知道他别的什么事吗？”
“他的职业记录显示他是两年前从英格兰——确切地说是苏格兰移居而来的移民。
原名叫邓热——斯尔文·邓热。在那边同妻子离了婚，留了几个孩子给她。对个人的评论称：他精湛的医术为人称道，但人很难相处。
“睡眠不足影响到了他的表现吗？”
“还没有，但他们一直希望他出现疏忽。他们很乐意找个借口把他清除出去。”
“他住在什么地方？”
“在贝塔·提克瓦。”
“不是很近。”
“是的，但利用新建的高速公路，他有充裕的时间驾车往返。谁知道，也许我们的第二个死者被害地点不在城内。一个这么狂热的家伙会沉浸于宗教仪式的，做出某种象征性的表示来。”
“他和卡冈之间有任何的联系吗？”
“据克里格说，多内认为格瓦那太温和了。”
“好的，”丹尼尔说，“查明那两个杀人之夜他都干了些什么？”
“会去做的。”
施姆茨挂上电话后，丹尼尔第二次打电话到波恩，想找到那个国际刑警组织联络员。一名秘书肯定地对他说，弗里德曼先生确实收到了探长的口信，会很快做出回答。所有想推进这个问题的努力都被秘书的冷漠给挡了回来。
他收拾起自己的地图和文件，离开了办公室，驱车前往劳洛姆酒店。酒店的大厅中挤满了人，旅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龙，入住或等待结帐，一队服务生随时准备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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