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蕴第二十九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说见论语。言圣人之教，必当其可，而不轻发也。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说亦见论语。言圣人之道，有不待言而显者，故其言加此。然则璧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蕴，中所畜之名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轻发，又未尝自言其道之蕴，而学者惟颜子为得其全。故因其进修之迹，而后孔子之蕴可见。犹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也。常人有一闻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圣凡异品，高下悬绝，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极，警夫浅薄之尤耳。然于圣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则厚，浅则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蕴第三十
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精者，精微之意。画前之易，至约之理也。伏羲画卦，专以明此而已。蕴、谓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至广之业也。有卦则因以形矣。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阴阳有自然之变，卦画有自然之体，此易之为书，所以为文字之袓，义理之宗也。然不止此，盖凡管于阴阳者，虽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于卦画之中焉。此圣人之精蕴，所以必于此而寄之也。
干损益动第三十一
君子干干，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干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此以干卦爻词、损益大象，发明思诚之方。盖干干不息者，体也；去恶进善者，用也。无体则用无以行，无用则体无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动。”噫！吉一而已，动可不慎乎！四者一善而三恶，故人之所值，褔常少而祸常多，不可不谨。此章论易所谓“圣人之蕴”。
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冶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则，谓物之可视以为法者，犹俗言则例、则样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心不诚，则身不可正；亲不和，则家不可齐。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亲者难处，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难，亦未有能其易者。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传文。二女，谓睽卦兑下离上，兑少女，离中女也。阴柔之性，外和悦而内猜嫌，故同居而异志。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襌乎？吾兹试矣。厘，理也。降，下也，嫣，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尧理治下嫁二女于舜，将以试舜而授之天下也。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息于外，则善心之生于内者无不实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程子曰：“无妄之谓诚。”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无妄次复，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对时育物，唯至诚者能之，而赞其旨之深也。此章发明四卦，亦皆所谓“圣人之蕴”。
富贵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此理易明，而屡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羲之重，而不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于文辞之陋也。
拟议第三十五
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中庸、易大传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详其义。或曰：至诚者，实理之自然；拟议者，所以诚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意与十一章略同。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茍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狱”，以“动而明”也。中正，本也；明断，用也。然非明则断无以施，非断则明无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后也。讼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达。讼之刚，噬嗑之动，即果断之谓也。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阳也；德厚如地者，阴也；教化无穷如四时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极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此通下三节，杂引蒙卦彖、象而释其义。童，稚也。蒙，暗也。我，谓师也。噬，揲蓍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来求于我以发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师，专一则明。如初筮则告，二三则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师亦不当决其所行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则乱，乱不决也。“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静泉凊，有以全其未发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乱，渎也。不决，不告也。盖汩则不静，乱则不清。既不能保其未发之善，则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为愈也。慎哉！其惟“时中”乎！时中者，彖传文，教当其可之谓也。初则告，渎则不告；静而凊则决之，汩而乱则不决。皆时中也。“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此一节引艮卦之象而释之。艮，止也，背，非有见之地也。“艮其背”者，止于不见之地也。止于不见之地则静，静则止而无为，一有为之之心，则非止之道矣。此章发明二卦，皆所谓“圣人之蕴”，而主静之意矣。
太极通书后序
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凊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而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如理性命章之类。又诸本附载铭、碣、诗、文，事多重复。亦或不能有所发明于先生之道，以幸学者。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向见友人多蓄异书，自谓有传本，亟取而观焉，则浅陋可笑。皆舍法时举子葺缀绪余，与图说、通书绝不相似，不问可知其伪。独不知世复有能得其真者与否？以图、书推之，知其所发当极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搏、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此则不可易之至论，读是书者所宜知也。因复掇取以系于后云。干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南康本
朱熹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着。程氏之书，亦皆袓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按汉上朱震子发，言陈抟以太极圚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以为种、穆之传，特先生“所学之一师，而非其至者”。武当祈宽居之又谓图像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此盖皆未见潘志而言。若胡氏之说，则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图也。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啮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按濂溪广汉张栻所跋先生手帖，据先生家谱云：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锺贵里石塘桥西，濂盖溪之旧名。先生寓之庐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邹敷为熹言：“尝至其处，溪之源委自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之为字，则疑其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之遗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见先生于合州，“相语三日夜，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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