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无声。树木投下的又长又暗的影子就像高个子女人的身影，一个个冷峻而又企盼地站在那里。这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在我耳边低语。我的脖子几乎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我还几乎看见了她的黑色真丝衣袖，她的手搁在我身旁的百叶窗上。我想只要一回头我就会看见她。
“这没用，不是吗？你永远比不上她……她仍是真正的德温特夫人，而你不是。他呢？你是知道实情的，是不是？我也知道，你无法忘记它。我们永远不会让你忘记。她不会。她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你以为她消失了，成了过去；以为她静静地无声地躺在了那儿。但她永远不会就那么静静地躺着的，我永远不会让她这么做。她要我去帮她，我会的。我从未令她失望过，从不，现在也不会。我会来的，在她无能为力的时候替她说话。他杀了她，是不是？谁不知道？我知道，她知道，你也知道。他谋害了她。迈克西姆·德温特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然后把尸体放在船上，出了海，又使它沉入海底，看上去就像一起劳故。但那不是事故，是谋杀。她不是淹死的。你瞧，我知道了真相。我一直存有疑心，现在终于知道了真相。你也是，而且更糟，不是吗？太难了。你不得不带着这个秘密度过你的余生，而且永远不能不去知道，永远无法逃避，无论你跑到哪儿，就是再美丽的地方，再偏僻的小镇，也无济于事。你的生活再也离不开这个阴影，也离不开他。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不得不看着他，然后记起来：那个男人是凶手。他枪杀了他的妻子，他杀死了吕蓓卡。现在他成了你的丈夫。你晚上睡觉时他就躺在你的身边，这是你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它伴随着你进入睡梦，然后使得这些梦变成令人心悸、令人恐怖的东西。”
这声音无休无止地响着，迟迟不肯离去。它的音量既不升高，又不降低，而是一成不变地、轻轻地数落着每一个字，犹如一前我不得不听。很有诱惑力的乐曲。
这声音不仅响在我的头脑里，还响在我的躯体之外，似乎分散在两个地方。我在恐惧中感到一阵眩晕，但我不能失去知觉，否则将难逃厄运。
我睁开原先半闭着的眼睛，朝下望去。夜幕临近，光线起了变化。世界溶进了一片美丽的琥珀色和玫瑰色里。芬芳、明净的夕阳令我不能自持。
“是的，”这声音在低语。“就是这么个情形，不是吗？你如今知道了，留在了记忆里，朝下面看啊，不是挺容易的吗？为什么不跳下去？不会有痛苦的，不会折断你的脖子。这方法又快又好，为什么不试试？为什么不跳？那样可以一了百了。你不需要再去记忆，你到了那儿谁也不会来打扰你。别害怕，我不会推你的。上次我也没有推你，不是吗？我不会站到你身边来。你可以自愿地跳下去。他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看上去就像一起可怕的事故，于是它就成了一起事故，不是吗？他不会知道我来过这儿。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你也以为我死了，每个人都这样以为。丹弗斯太太和她的女主人一样已经死了。你为什么不一劳永逸地摆脱我们呢？你想这样做，是吗？你始终不敢告诉他你有时候怕他，因为他是个杀人凶手，和他在一起你永远得不到幸福。无论你跑得多远，或者你想回来重新开始你渴望的新的生活，你也永远不能摆脱我们。为什么不跳下去让一切都结束呢？”
“不，”我低声答道。“不。你给我走开，你不是真实的，你们都不是真实的。她无法伤害我，你也不能。离开我，丹弗斯太太。”然后我大叫起来，脚步往后退去。我倒下去的时候只听见自己的叫喊犹如从海底传出的空鸣声，久久在我身后回荡：“不，不，不。”
人人都很关心，乐意帮助，而最焦虑的是迈克西姆。想起他的柔情我心里倍感温暖。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依恋、渴望着他的温情。我坐在充满阳光的小居室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到公寓的院子和周围的小巷。房东太太坚持要我呆在那里，她说我不能整天呆在卧室，那会闷出病来的。我需要振作起精神，她可不希望看到我忧郁寡欢的样子。我毕竟没病，只是需要休息，需要照顾，需要悉心地关怀。她不时在我房间进进出出，说这说那，小题大作，还端来装着水果的诱人的小碟子——有新鲜、熟透了的无花果，有最后一批上市的桃子，要不就是汽水和小片的柠檬饼干。没过多久，我突然窘迫地意识到，她是以为我怀孕了。她的表情里有一种夹杂着同情和理解的宽容和羞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真想使她开心，告诉她：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
院子那头的墙上有一扇门，通向一条小巷。小巷的尽头有一幢建筑，有人告诉我那是个女修道院，修道院里还有一个托儿所。每天好几次我坐在那里，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尖声尖气，欢快明朗，他们像一群吱吱喳喳的小鸟涌向学校。他们在高墙的那边笑着，喊着，做着游戏。他们富有韵律的小嗓子，他们甜甜的、跳跃的歌声从开启的窗户传了进来。
我从未见到过他们，也不需要见到他们，我可以清晰地想象出他们活泼可爱的样子。我不知道看见了他们会使我更幸福呢还是会增加我的失望。
我没有病，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申明这一点。当我被搀扶着慢慢走下石头楼梯，被安置在前厅里一张宝座似的大靠背椅上时，我感到荒唐、窘迫透了。他们拿来了冰水，还叫了一辆汽车。我感觉到了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朝我车里张望，然后将目光移开。
我只是在走到前面去时，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我解释说。可能是太高了，或是光线的反差太大，也许是午餐上多喝了一杯葡萄酒，我平对不大这么喝的。在门厅里，在车上，在公寓里，迈克西姆是那么深情地望着我，那么体贴温柔。他的面容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我就会有一种负罪感，为我对他的种种想法，为允许那个声音恣意地在我内心深处低吟而羞愧。因为我知道，只有我的头脑里才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去加以想象，甚至去幻觉，而不是去压抑它。我麻木了，入迷了，近乎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从中寻求乐趣。
于是我想有个人谈谈。但当我产生这个欲望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一个朋友，从来没有过——没有其他女人常有的那种可以无拘无束、轻松愉快地交谈的知己朋友；像校友啦，姐妹或表亲啦，丈夫同红的太太啦——而我一个也没有。我不曾结识过一个。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没有了亲人，后来我受雇于范·霍珀夫人，成了她的伴侣。但我们之间不存在友谊，我始终无法跟她说点什么。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心藏着秘密，什么事都避开她的耳目。后来我有了迈克西姆。于是我不再需要任何人，不再需要去任何地方。客人们蜂拥而来，不断有新的人认识，还有左邻右舍。他们都比我大，没有一个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没有一个对我感兴趣，除了好色的目光外。只有弗兰克·克劳利，他对迈克西姆忠心耿耿，言行谨小慎微，是一块我可以依靠的岩石，但不是我意中的、现在需要的朋友。还有比阿特丽斯——我想要是她活着，我可以跟她说，她非常喜欢我。但弗兰克是迈克西姆的雇员，比阿特丽斯是他的姐姐，他们都不是我的，不属于我这一边的——尽管不存在“哪一边”的问题，我心里也明白。这也是我感到内疚的另一个原因。
那几天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的心情糟透了。一天下午，我完全沉浸在这种情绪中——一直想着我如何被剥夺了青春，没有自己的朋友；为了迈克西姆如何被迫地放弃自己的需要；我是多么地想要孩子，但又没有——或许是无能为力。
迈克西姆出去了，又去他喜爱的哪一个美术馆转悠去了。那些干篇一律、矫揉造作的绘画不十分合我的口胃，但我还是说想跟他一起去，我不能老是坐在这里。
“我没病，”我说。“我很好，迈克西姆，我不想让你们大惊小怪的，不需要你们像对待残疾人一样来对我。”
他站着，低头望着我，表情宽容、柔和。我应该有所反应，应该表示出爱和感激。但我却感到生气。我觉得他又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在庇护我，怂恿我。我恼极了。
“你走吧，”我说，“我会去见你的。我们去旧喷池边上的那家咖啡馆吃冰淇淋。”
“不休息？”
“我不累。”
但随即我又感到内疚起来，我不该拒绝他的关心。我说，“我会休息的，但我没病——请相信我，真的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下午的时间好像凝固了，秋天的太阳一动不动地照在院子的旧墙上。我听见房东太太在房子前聊天，然后走了出去，关上了门。孩子们也很安静，也许在午睡。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种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毫无目的地呆在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是否就这么度过我们的余生？我想有这个可能。我不能问迈克西姆，不敢跟他谈论这事。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离得太远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经历了磨难，来到平静的海湾，曾是那样亲密无间地相依在一起。现在这种亲密却不存在了，那种完美也荡然无存了。我在想，婚姻是否都是这样的，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化，把我忽儿推向这里，忽儿挤向那里；一时聚合，一时分开，毫无规律可寻，好像我们是在大海里随波漂流。或者，如果我们并不是那么软弱无力，难道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是我们自己根据想的、要的、说的和做的将命运安排在自己的头上？命运和机遇是否也像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样在起作用？我花了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自问，在思索。但到头来却愈加迷惑不解，愈加疑虑重重，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继续去想它，为什么不随它去呢，只要生存就行；不假思索、没有焦虑的生存。思索和焦虑让我烦恼，使我坐立不安，也使迈克西姆得不到安宁。
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我是有病。我觉得累极了，浑身乏力，无精打采。或许这就是我听见耳语声、晕厥过去的原因。各种念头，各种疑问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既困乏，又摆脱不了它们的纠缠，于是，过了一会我睡着了，在这间寂静无声的房间里打了个奇怪的、不安稳的、充满忧虑的瞌睡。
当我慢慢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我朝院子那头的墙上望去。我记得入睡的时候也朝它看过，尽管没有把看见的东西有意识地记在大脑里。但印象在起作用，它不可思议地帮我找到了答案：是什么东西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困扰着我。它现在清晰、完整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旧墙上生长着一串匍匐植物——向左右两边蔓延开去，像伸展出去的两条臂膀——还爬满了大门门框的四周。它很好看，令人赏心悦目；它的叶子绿得很明快，富有光泽；藤上星布着几百朵洁白的小花；它的幽香在空气中淡淡地送到了我的房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我现在想起来曾在别墅的拱门上方也看见过它。
衬着绿叶的白花令我想起了另外的东西。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东西一直深藏在某个地方，在戏弄着我，迷惑着我；它是恼人的梦魇和耳语的缘由；在别墅发生的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弗兰克·克劳利曾经想消除我的疑虑。我为留在比阿特丽斯墓地上的花圈感到不安，他却不屑一顾，竭力使我相信那确实没什么严重，要我把它从脑子里驱赶掉。至于那张卡片，也不过是个把戏，恶作剧而已。“是杰克·费弗尔，”他肯定地对我说，“我听说他仍在附近的什么地方，我见过他一次。一定是他捣的鬼，没错。他喜欢做这种事情来取乐。别理它，把它忘了。这不是什么大事。”
但并非如此，我现在想来，事情并非如此，那不是杰克·费弗尔干的，那根本不是他的风格。杰克·费弗尔是个虚弱、讨厌、下流的家伙，是个懦夫，骗子；他很堕落，但并不邪恶。杰克·费弗尔是个寄生虫，是个无赖。我现在想起了他：个子很大，肌肉松弛，长得很英俊但不修边幅，属于软不啦叽、优柔寡断的那号人。他的下巴没有力度，呼吸中渗着酒味，眼睛老是斜视着，露出猥亵的眼神。吕蓓卡看不起他，迈克西姆也一样。我也鄙视他，尽管我还伯他。但在那段日子里我害怕每一个人。现在我是不会再怕杰克·费弗尔的。
他没有放那只花圈。他不具备那种素质，没有那份精明，那种手段。即使这一想法出现在他的头脑里，他也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绝不可能挑选出如此完美的花，然后细心策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花圈放在那里。他有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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