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何种可怜悯的东西似的。因此她恐惧了，觉得一种不幸的朕兆已明显地铺在她的眼前，并且还有无数可怖的事情跟着那后面。
“我的天……”
当她忽然见到他似睡般倦倦地眯合去眼帘，忧虑便告诉她这是昏迷，于是她知道这病症的程度了，把整个的头放到腿上去，忍声的恸哭着。
虽说有时他也曾从昏迷里清醒，喊着口渴，并且象平常人一样的安静，向她说许多安慰的话，其中还夹些属于爱情的甜蜜的语言；但危险的感觉已盘踞了她的全心，使她无法疑惑到这是昏迷的反证。
真的，他的清醒还不到五分钟，便又苦痛地呻吟，和野人一般的呼喊，至于又昏迷。
“当然！在飞来峰上我俩要照个相！……”有一次他忽然这样的呓语。
这自然是给她一个更大的刺激……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从脸上落到胸前去。
“真不该度什么蜜月！……”她懊悔了。
象她这样的境况，自然，惟一的光明便是医生的来到，而且从其口中吐出福音——说是担保这个病症绝无危险，只是极平常和很轻的一种感冒；那末她就不再去度这个蜜月，也就一切都很满足了。
果然。在她热烈地，迫切地，并且象恭候着神圣降临那样的希望里，医生终于进来了。
“我们的救星！”她几乎欢欣得要这样喊出来。
可是医生却保持着他那英国人的傲慢，高昂的身体笔直着，长而硬的腿儿不曲地走进来；虽说曾看见她那种亲挚的恳切的欢迎，也旁若无人一样的把手套慢慢地脱下，慢慢地塞进裤袋去，又慢慢地脱下帽子。因此，她有点焦急了，便用英语对他说：
“先生！我希望你能快一点诊视这个病人，因为他是很痛苦的。”
医生从眼镜旁边看她一下，懒洋洋地说：“可以容纳你的要求。”这才从他的助手给他测验热度表，听筒，以及别种器具。
因为他这时正在昏迷，所以空间便寂寥了。医生好象很用心的考察着病人的病症。那个助手便无声无息地站在医生身边。在这时，她张大眼睛，不动的向他发怔。似乎肩背上负着超过她力量所能负的重载……并且，那些“时疫”，“危险”，“不幸”，和“欢乐”，“蜜月”，“西湖”，……种种的字眼便恍恍惚惚地在她的脑里飘来飘去……血在她的脉管里沸腾着！……眼泪停止在她的眼珠上面……
医生的全身无论那一部分假使有点动作，她整个的灵魂便震动了：她是希望但又徬徨地等待着医生的判决。
她本想在医生的脸色上面辨别出吉凶，然而医生却始终保持他那种傲慢的镇静。
“……保佑我们……”同时她又这样的愿望。
忽然在她的眼里这宇宙整个的变色了——那是医生放下审察病症的器具，耸一下肩膀，向她说：
“凭医生应有的忠诚，我告诉你，太太！这个病人犯的是近来最流行的危险的时疫——猩红热。我并以医生的天职，立刻将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去……”
也许这一类的话，做医生的人是说惯了，不觉得是含着怎样大的悲哀和绝望，所以不动于心，而依旧保持他的那种常态。
可是她已经失了知觉，晕倒了。
于是助手引着几个仆役抬进一架软床，把这个病人送走了；她从椅边勉强地站起来，飘飘茫茫地和医生跟在那后面。
“我希望你给我帮助，我要留在这里陪伴那病人！”到了医院，她的神志稍微清醒，向医生哀恳地要求这个。
医生似乎觉得很可笑，想了想，便拒绝了她。他说：
“可惜医院里向来没有这种规则，并且这样对于病人很无益的，因此我不能应许你，太太！”
那末，她只好放下一切，带着眼泪回来了。
在旅社里，无论茶房们，客人们，对于她的这件事情怎样的闲谈，怎样的作为一种资料去消磨他们富裕的时光，她都不去管，只是倒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的呜咽着；有时全个的身躯震颤着，有时又象死尸那样的不动……总而言之，她的一切已混成了将狂或将死的一种状态了。
到了夜半，那无望的希望忽来激动她，使她复醒，才又这样想：
“假使……那就不再度蜜月去，我的所有也都算满足了，”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茶房进来了，他象戏台上的道白那般的告诉她：
“宝隆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要你马上就去，说是你的先生没有救了……”
（1927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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