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起“大众生活”这四个字，就不免引起无限的感触，尤其是想到目前中国的现状，因为“大众”和“生活”简直是在一天一天地脱离关系！在这种惨酷的现状下面，徒然长吁短叹，呼号着“民不聊生”的口头禅，是没有用的，我们必得要明白中国大众所处的实际地位，明白中国大众一天一天地和生活脱离关系之所由来，障碍物弄清楚之后，才能对着目标，共同努力来死里求生，寻找出路。致中国大众死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换句话说，剥削中国大众压迫中国大众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倘把中国大众看作一个大集体，背上负着千万钧压力的这个大集体上面，有封建残余的遗物——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有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买办和准买办阶层；在这两大派剥削者上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混合体的可能，例如有不少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也可加入做买办或准买办），便高蹲着勾结中国的封建残余，利用买办和准买办阶层，以吮吸中国大众脂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往往扶持着一派军阀以抗别派，使中国常发生内乱，永不能统一；操纵中国经济命脉，使民族工业不能发达。所以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关于这方面，记者曾在所著的《萍踪寄语第三集》的《弁言》里提出两点：
“……第一点是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在那里？……中国是世界的一环：中国自己说不到帝国主义，但有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是一条锁链！”
“第二点是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一方面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剥削固然要愈益加厉，一方面也是有斗争决心和勇气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所可利用的机会。当然，这民族如一味的投降，退让，反而可使帝国主义将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抢夺的赃物，用来维持它的残局；反过来，如这民族能积极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得高枕而卧，无法麻醉本国的大众，由此促进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崩溃，不但获得民族自身的解放，同时也是有功于全人类福利的增进：这是我们对于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于世界的责任。我们看清了世界的大势，分清了敌和友，应该要把这两种责任担当起来！”（中国在目前因处于黑暗屈辱的环境中，也许有些人失却民族自信力，怀着妄自菲薄的念头。但据记者在国外的经验，凡是明白世界大势站在革命立场的人们，谈起中国没有不承认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中坚，中国的奋发向前，可以震动世界，促进世界旧社会的崩溃，加速世界新社会的到来，对中国怀着很大的热诚和希望。我拿回来和国内的消极悲观者的态度一比，真觉得相差得那末远！）
我们因谈起民族解放的重要，连带想到阻挡这个解放斗争的帝国主义。但同时不要忘却为虎作伥的封建残余的势力。所以封建残余的铲除，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二个目标。中国的封建制度，虽在形式上早已消灭，但是变相的封建残余势力——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却仍在放纵榨取，大胆吸着大众的膏血！不堪被榨取的农民被他们赶到城市里去，仍然要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下的买办和准买办阶层的榨取。所以在这样的现况下，劳苦大众无论由农村跑到城市，或由城市跑回农村，满地荆棘，都是火坑！真所谓“走投无路”！民族资产阶层本来可在形成后联合下层群众扫除封建势力，学法国大革命的前例，走上纯粹资本主义的路。但这条老路既因种种关系，不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所可能；所以帝国主义下的买办和准买办阶层只有附生在侵略者的余荫之下，偷些余沥，和封建残余势力竟成“难兄难弟”，同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苦大众成着对垒的形势。于是劳苦大众的唯一生路——也可以说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巩固着一条战线，冲破重围，用大众的力量，发动民族解放的斗争，认清敌垒和所附属的全部体系，作自救的英勇奋斗！
要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达到目的，还要注意到个人主义的克服。所谓个人主义，原是市场自由竞争所形成的意识，也是生产工具私有的护符。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一切利害的中心，以个人自由为标榜。至于只有劳力可卖的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有什么自由可言？除饿死外，不得不忍受半饥饿的工银待遇，有什么自由可言？这都不在个人主义者所高唱的个人自由的范围！都不值得他们的一顾！在经济上所谓“放任主义”，是避免社会干涉，纵任各人自由竞争，各自掠夺最大的利润。所以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社会，发达到极点，同时也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堡垒。中国因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资本无发达的可能，也即是资本主义无发展的可能，所以个人主义也没有充分发达的可能。因为个人主义不免要随处碰壁，所以有些人开着倒车，想返到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极力提倡封建的“道德”，养成“奴性”，以便于控制。他们没有想到时代的巨轮是向前进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在没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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