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那双鞋的报纸是《世界新闻》，日期也是十一月十九日。
他将两张报纸摊平，拿起来坐在椅子上认真地看着。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在《星期天彗星报》上，有一篇文章被剪掉了，中间那一页上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空白。这个空白对任何剪报来说都太大了。
他仔细阅读了两份报纸，但没发现其它有意思的东西，他又将这两双鞋子重新包好，整整齐齐地放回到了箱子里。然后他迈步下楼。
伯奇太太正在厨房里忙着。
“我想您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啊，”他又用很随便的口气说道。“您能不能记得在您姑姑的钱包或手提包里有一块剪下来的报纸？”
“我不记得了，也许警察拿走了吧？”
警察不会把它拿走的。波洛从斯彭斯所作的记录中可以肯定这一点。那位死去的老婦人的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开出了清单，其中并没有那张剪下的报纸。
赫尔克里·波洛心想：
下一步就容易了，要么是彻底失败，要么就是我终于有进展了。
2
波洛静静地端坐不动，面对着成摞成摞的落满灰尘的报纸，他心想：他对那瓶墨水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使他枉费心机。
《星期天彗星报》刊登的都是过去的浪漫故事，波洛现在看的这张《星期天彗星报》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天，在中间一页的最上方，是如下醒目的大标题：
过去悲剧中的婦女受害者，
如今这些女人都在哪里？
标题下面是四幅模糊不清的照片，很明显是很多年前拍摄的。她们看起来并不显得多么不幸，实际上，她们的表情都相当滑稽，因为她们都穿着过时的服饰，再没有什么比过时的时髦更滑稽的了——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她们可能会显得很有魅力，或者，不管怎么说，她们那身装束也曾经流行一时。
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个名字和简单的介绍：伊娃·凯恩，著名的克雷格案件中的“另一个女人”；贾尼斯·考特兰一个不幸的妻子，她的丈夫吸毒成癖，一无是处，简直是个恶魔；小莉莉·甘博尔，我们这个过分拥挤时代的不幸儿童；维拉·布雷克，涉嫌杀害丈夫的妻子。
接下来，又用醒目的黑体字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今这些女人都在哪里？
波洛眨了眨眼，定下神来，开始认真阅读这些年代久远、令人记忆模糊的女主人公们的人生传奇故事。
他记得伊娃·凯恩这个名字。因为克雷格案件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埃尔弗雷德·克雷格是一个市政职员，办事勤勤恳恳，他身材矮小，风度宜人，令人愉快。他的巨大不幸是，他娶了一个令人讨厌、喜怒无常的妻子。克雷格太太使他负债累累，她逞强霸道，对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找岔子，而且患有精神病。一些不怀好意的朋友说，那完全是因为想像所致。伊娃·凯恩是他们家的保姆，她当时年仅十九岁，长得很漂亮，无依无靠，人也相当单纯。她如醉如痴地爱上了克雷格，他也爱她，然后有一天，邻居们就听说克雷格太太到国外治病去了，这都是从克雷格的口里听来的。作为到国外旅行的第一步，在一天晚上夜深的时候，他用车先将她送到伦敦，后来又送她去了法国南部，最后，他就回到他住的镇上。
过一段时间，他便向人提起根据他妻子的来信中所写的她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好转。伊娃·凯恩一直留在家里，替他照料家务。这时，就开始有流言蜚语传了开来，最后，克雷格收到他妻子在国外病死的消息，他离开了家，在一个星期后回来，对大家说他在国外给他妻子办完了葬礼。
从某种程度上讲，克雷格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犯了一个错误，提到了他妻子死亡的地点，说那是法国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里维埃拉。有人的朋友在那里住，通过写信，了解到既没有发现一个叫克雷格太太的女人的死讯，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在那里举行的葬礼。
过了一阵子，谣言四起，于是有人向警察报了案。后来的事情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克雷格太太根本就没去过法国的那个旅游胜地，她被碎尸肢解埋在了克雷格家的地窖里，验尸报告显示，她是被农葯毒死的，克雷格被捕并被送上法庭受审；伊娃·凯恩一开始被指控为同谋，但是指控后来被撤消了，因为事实清楚地表明，她对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最后，克雷格全部招认，被判了死刑，伊娃·凯恩当时快要生孩子了，就离开了那个小镇。
用《星期天彗星报》上的话说，就是：
她在新世界的好心的親戚们在那里给她安置了一个家，她改换了姓名。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在她容易轻信的青春岁月，曾被一名冷血残酷的杀人犯勾引誘骗。她从此永远离开了这个岛国，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在她的内心将永远把往事封闭，而且将永远对她的女儿隐瞒她父親的真实姓名。
“我的女儿长大以后要快乐、幸福、无忧无虑，她的生命绝对不能被残酷的过去所玷污。我发誓，要尽我所能做到这一点，我不幸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一个人心里。”
脆弱可怜，容易轻信上当的伊娃，这么年轻就领教了人的丑陋和罪恶。如今她在哪里？是不是变成了一位年迈的婦女，住在东、西部一个小镇上，安静度日，受她邻居的尊敬？也许，她的眼睛还布满了悲哀，是不是会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幸福而快乐，也许会带上自己的一大堆孩子，前来看望她的老媽媽，给她讲述她每天生活中遇到的点滴痛苦和幽怨，家务琐事，而对她媽媽曾经忍受过的那些过去的痛苦一无所知呢？
“哎呀呀，”波洛说，然后感叹道，“贾尼斯·考特兰，她的不幸当然根源于她的丈夫。她谨小慎微，处处提防，为了避免极其无休止的好奇心挑起事端。他古怪的行经让她忍受了八年之久，整整八年的受苦殉难。”《星期天彗星报》这样语气极为严厉地评论道。后来，贾尼斯交了一位朋友，那是个带着理想主意色彩而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有一次，他被他偶然看到的这对夫妻之间的争执场面吓坏了，因此，就对那位丈夫进行了突然袭击，他一下子使出了很大的力气，后者的头碰到了光滑的大理石壁炉边上，头盖骨被撞碎了。
陪审团认为，案情属一时激愤所致，那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并没有杀人动机，因此，以过失杀人罪对他判处了五年徒刑。
饱受痛苦的贾尼斯感到了这个案子带给她的舆论压力，为了遗忘这一切，她出国去了。
“她已经遗忘了吗？”
《星期天彗星报》这样问道。
“我们希望如此。也许在某个地方，她成为一个幸福的妻子和母親。对她来说，这么多年默默忍受的噩梦一般的痛苦，现在回首望去，只像是一场烟云的梦幻。”
“好了，好了。”赫尔克里·波洛说着，将眼睛移到了莉莉·甘博尔身上。
“这是我们这个过分拥挤的时代产生的一个不幸的儿童，莉莉·甘博尔像是从她那过分拥挤的家中被赶了出来，好像是她的一位姨媽负责监护莉莉的生活。莉莉想去看电影，姨媽说：‘不行。’莉莉·甘博尔就顺手抄起一把放在桌上的砍肉斧头，对准她的姨媽砍了过去。
“那位姨媽虽然平时独断专横，人却长得瘦弱矮小，莉莉那一斧头就把她砍死了。
“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来说，莉莉发育完好，身强体壮。
“少年管教所的门打开了，莉莉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现在，莉莉已经是位成年婦女了，重新获得了自由，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她受关押的缓刑期里，她的行为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难道这不说明我们应该谴责的不是这样一个孩子，而应该是社会制度吗？在愚昧无知的环境中被人养大，小莉莉·甘博尔只是她自己环境的受害者。
“现在，既然已经为她不幸的失足进行了弥补，我们希望她幸福地生活着。既是一个好公民，又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親。”
“可怜的小莉莉·甘博尔。”
波洛摇了摇头。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对着她的姨媽的脑袋挥动一把砍肉的斧头，使出的力气足以把她杀死。根据他的观点，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好孩子，在这个案子里，他的同情心属于那位姨媽。
他又将目光移到了维拉·布雷克的报道上。
显而易见，维拉·布雷克属于那种万事不顺，处处出错的女人。
首先，她的一位男朋友原来属于一个犯罪团伙，因为杀了一位银行警卫而受到警察的通缉。后来，她嫁给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结果却发现那位商人接受过失窃的财物，为人销赃。她的两个孩子也是如此，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受到了警察的“特别关照”。他们跟着媽媽一起到商店里去，做过很多次趁人不注意偷拿商品的勾当。然而最后，终于有一个“好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他主动给可怜的维拉在海外的自治领地安置了一个家，她带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这个令人心酸的国家。从此以后，一种新的生活等待着她们。
在受过多年命运的打击之后，维拉的痛苦终于过去了。
“我说不准，”波洛怀疑地说，“也许她发现自己又嫁给了一个专门定期在客轮上作案的大骗子。”
波洛向后一仰，仔细看那四张照片。
伊娃·凯恩一头鬈发，盖着她的耳朵，头上还戴着一顶大帽子，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它们蹭着她的耳朵，就像她拿着一个电话听筒一样。
贾尼斯·考特兰的帽子压得很低，一直压到了耳朵上面，披一个大围巾，一直垂到了她的臀部。
莉莉·甘博尔一副小孩的模样，大张着嘴巴，戴着一副厚眼镜，样子像患有腺样增殖体肿胀性呼吸困难。
维拉·布雷克一身黑白分明的衣服，看起来那么不幸，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麦金蒂太太剪下了这些报道和照片一定有什么原因。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她对这些故事感兴趣吗？
波洛不这么认为。
麦金蒂太太在她长达六十年的生活中，只保存下来寥寥无几的几样东西。从警察对她物品的记录上，波洛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她在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天，把这份报纸剪了下来，在星期一，她去买了瓶墨水，她从来也不写信，而这一次却打算给什么人写一封信。如果那是一份公事信件，她很可能会去请乔·伯奇帮助她写，因此，那不会是一封有关公事的信件。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封信呢？波洛的眼睛又一次浏览了那四张照片。
《星期天彗星报》这样问道：
如今这些女人在哪里呢？
波洛想，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在上个十一月份也许就在布罗德欣尼。
3
第二天，波洛和帕姆拉·霍斯福尔小姐进行了单独会晤。
霍斯福尔不能和他谈很长时间，因为她随后必须赶往设菲尔德。她这样向波洛解释道。
霍斯福尔小姐身材高大，很有男子风度，她吸烟、喝酒都很厉害。看着她粗犷的面庞，再想想《星期天彗星报》上那些过分缠绵伤感的文章竟然是出于她的笔下，总使人感到不太可能，然而事实却正是如此。
“快讲，快讲，”霍斯福尔小姐不耐烦地对波洛说道。“我马上就要走。”
“我约您出来，是想和您谈一谈《星期天彗星报》上您写的那篇文章，就是去年十一月那一组关于不幸女人的系列文章。”
“啊，那个系列，糟糕透了，是不是？”
波洛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见解。他说：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十一月十九日刊登的那一组和犯罪案件有关的那些女人的文章。它谈到了伊娃·凯恩、贾尼斯·考特兰、维拉·布雷克和莉莉·甘博尔。”
霍斯福尔小姐咧嘴笑了笑。
“噢，我想起来了。就是那篇《如今这些不幸的女人在哪里》吧？”
“依我看，您通常会在这些文章刊登之后收到一些来信吧？”
“这是肯定的了。有些人好像是除了写信就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似的。有的人来信说，他有一次曾看到杀人犯克雷格在大街上走；还有人喜欢告诉我说，他的人生经历比我所能想像到的要更加不幸。”
“在那篇文章刊登之后，您有没有收到从布罗德欣尼一位叫麦金蒂太太寄来的信？”
“我敬爱的先生啊，我怎么会记得呢？我收到的信成捆成摞，我怎么能够记得住来信人的姓名呢？”
“我想您会记得的，”波洛说，“因为几天之后，这位麦金蒂太太被人谋杀了。”
“啊，现在您终于吐出了实情。”霍斯福尔小姐忘记了她要赶往设菲尔德的事儿。她分开两脚，安安稳稳坐在了那把椅子上。
“麦金蒂——麦金蒂，我确实记得那个名字，被她的房客在脑袋后面砸了一下，从公众的观点上看，那不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罪案，也没什么性吸引力可以渲染。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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