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将校，所在至多，诚宜设法减除，岂复张门诱入？况若此辈，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今请悉停，以绝奸利。"（《通典》卷18）谏议大夫田敦奏对说："兵部武举每年常数百人，挟持弓矢，出入皇城间，恐非所宜。"唐德宗大吃一惊，遂于贞元十四年（798）下诏取缔，说："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实际情况是，"武举者每岁不过十人"。因此，人们厌恶田敦危言耸听，破坏老规矩，"以图称旨"。（《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此后十年间，迄未再置武举。这些否定武举的说法显得偏激，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即出身武举高等，可见武举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通过科举制选拔军事人才，由于只是演习或笔试，免不了华而不实或流于空谈，只有通过战争能够发现实用型人才。薛仁贵便是这样脱颖而出的。他在唐太宗发动收复辽东故土战争之际应募从军。在辽东战场，唐军将士受高丽军队围困，形势危急，"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在和高丽重兵交战中，他自恃骁勇，欲立奇功，故意穿上和别人不同的白色衣服，率先冲锋陷阵，"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唐太宗看在眼里，派人打听他的情况，立即召见，予以赏赐、提拔。退军后，唐太宗说："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kǔn，门槛）外（郭门以外，指军职）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薛仁贵后来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当九姓突厥侵犯西域，他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纷纷下马投降。于是军中编成歌曲演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不复更为边患"。（《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很多军事人才都是通过这条途径发现、提拔的。
选用军事人才，也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况。有借题发挥中了皇帝的意而被提拔者。开元二十四年（736）夏历八月初五，唐玄宗庆诞辰，举行绳伎（走索，即走软绳）表演。一根绳索长达百尺，高悬数丈。掖庭美女上到绳索上，伴随着锣鼓的节奏自如地表演。她们或者在绳索中间相遇，彼此侧身而过；或者在绳索上随意俯仰，轻盈矫捷；或者一人站在绳索上，让另一人用腿承接六尺高竿子的顶端，然后连竿带人举起来；或者一人承托一群相互站在肩膀或头顶上的表演者，层层叠叠三四重，如同孔雀开屏一样，然后依次翻身落在绳索上，不出一点差错。士兵胡嘉隐观看表演后作《绳伎赋》献上，说唐玄宗举办绳伎活动，不是"玩人丧德"，也不是"悦彼姝者子"（好女色），而是"犹君之从谏则圣（国君采纳臣民的批评建议，施政就会英明），伎之从绳则正（木匠以墨绳弹出直线，取材即可端直）。惟伎可以为制节（制定节度、法度），绳可以为龟镜（龟卜、镜子，比喻借鉴）"。"奇伎兮忽还天上而不可见，绳绳兮道之远兮不可明"。（《全唐文》卷402）这样巧妙地利用"绳"字作文章，就把唐玄宗的耳目之娱粉饰成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活动。唐玄宗大为欣赏，将作者"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王谠《唐语林》卷5）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56），周宝因为"善击球"，被提拔为军将。此后没再升迁，他焦躁不安，遂"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新唐书》卷186《周宝传》）这是利用君臣共同的体育爱好，取悦皇帝以猎取军职。最荒唐的事情莫过于打球争三川。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日益炽烈，京师长安岌岌可危。大宦官田令孜想让唐僖宗转移到剑南西川（驻今四川省成都市）去，就奏请由四位左神策大将军去镇守三川，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哥哥。三川即剑南西川、剑南东川（驻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和山南西道（驻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川即将成为唐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这时由谁出任节度使，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唐僖宗喜爱打球，就令四人击球，以三川为赌注，结果，田令孜的哥哥获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53）
安史乱后，宦官执掌军权，军事人才的选拔有时得靠孔方兄（铜钱）从中周旋。这一时期，节度使的选派，多由担任中央禁军中尉的宦官作主。一些禁军将校为了当上节度使，就向中尉大量行贿，自己家产不足，往往借债于人，赴任藩镇后，抓紧盘剥民脂民膏以偿还债务，因而被人们称为"债帅"。唐宪宗元和六年（811），羽林大将军孙璹（shú）为求节度使职务，以二十万缗铜钱向时任弓箭库使的宦官刘希先行贿，事情暴露，刘希先赐死，牵连到宦官头子前禁军中尉吐突承璀，贬为淮南节度监军使。但没有暴露者居多。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宰相裴度、韦处厚顶住宦官制造的歪风邪气，提请由太仆卿高瑀（yǔ）出任节度使。官僚士大夫纷纷庆贺，说："韦公作相，债帅鲜矣！"（《旧唐书》卷162《高瑀传》）这位节度使果然不负众望，在镇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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