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嘛,就会蒸个正宗的山东馒头……人家就一个劲道谢,姥姥就说,这是我来谢您,人家就说不用不用,以后再别送来了……
……姥姥从不主动提起跑到台湾的舅舅。可是我记得,每当街道上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时,就会有管治保的,一般是好几个人,忽然在天都黑了以后,闯进我家,故意地,大声地,让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地,一句挨一句地问姥姥,而姥姥这时,也就总是有问必答,并且,既不格外压低当然更不格外提高她的嗓门,语气从容而又平和——
“……你几个子女?”
“两个。”
“你儿子叫什么?”
“皮定边。”
“他在哪儿呢?”
“在台湾。”
“他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他跟谁去的台湾?”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親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親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親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親,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媽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好两笼馒头以后,姥姥向我和母親宣布:明天,要给那几个“好人”家里,送最后一次馒头!……我们这才明白,这许多年来,姥姥是到邮局里,不知用什么话语,打动了几位在那里头写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请他们代笔,给姥爷写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内容虽然都很简短,也极雷同,却细水长流,在此以前不曾中断……她用自己蒸的“正宗山东大馒头”报答他们,这很奇怪,还是很动人?……
……你为什么抖眉毛?如果是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缺乏情节的合理性”?我姥姥上过学的,她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可是她却并不自己写信,她跑到外面找别人代写,这是为什么?……你不要推敲了,事实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还其次,我母親后来有很厉害的良心自责,因为她并没有给她父親写过一封信,哪怕是劝诫他好好服罪改造的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这给我母親很大的启发,虽然姥爷已然不在人世,她还是非常积极地四处活动。她考证出:我姥爷虽然确是地主,并且确有国民党里的某种身份,但是他在乡里用自己的钱办了学校,给许多穷苦的学生提供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不小的干部……抗战期间,姥爷拉起来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打日本鬼子的,跟八路军是友好的。他的一个副官,后来干脆就去当了八路军的军需,可惜后来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带头交田交地,还把私立学校也交出去,成了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那是共产党任命的校长嘛!……直到一九五四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才一家伙成了“历史反革命”。母親认为,姥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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