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俊
萧俊(感谢作者惠寄)
近来由所谓《白银资本》一书及长江《读书》奖而起，据说又发动了知识界的新一轮争论。但这一次颇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公开媒体一边倒，就象当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无论是发行上百万的《南方周末》、《北京晚报》（又一个“南北呼应”），还是以小报风格闻名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抑或是一向在知识界影响较好、持论甚为公允的《文汇报》，攻击文章、言论铺天盖地，形成“围攻”之势。而热衷站出来发言的人物，也全是所谓自由主义一派的，著名者如徐友渔、雷颐、朱学勤、邓正来等，不著名者如朱健国之流，而矛头所指的一方即所谓的新左派，鸦雀无声，喑哑一片。这我就看不懂了，报刊上说这是“争论”，既为争论，应当有两方，有对手，媒体也应该让双方平等发言，而这一次，为何只闻“骂声”，不见回应，这样的“争论”，恕我愚陋，实在看不懂，只好献疑于大方之家：
看不懂之一：本来，对一本书及一个奖有不同看法，实属正常，完全可以讨论书是否有价值、奖是否奖给了应得者，但这些讨论全未看到，看到的是，先扣一大帽子，说《白银资本》这种东西全盘否定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光荣传统，也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理念，这帽子够吓人的，幸亏作者贡德`弗兰克不是中国人，否则，真要成“人民的公敌”了。关于评奖，则先扣下“学术腐败”的帽子，然后猜测有可能发了email、打了电话遥控，很象一篇情报侦探分析报告，如果这也叫“学术探讨”，我实在看不懂。
看不懂之二：其实，对知识界内部情况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这几年来，由于中国现实情况的日益复杂，知识界也进一步分化，对立的一些思想派别诸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早已分道扬镳。本来，思想的分化应当是有助于促进思想学术的成熟与发展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所谓新左派编辑的一些刊物，如《读书》、《天涯》等上面，常常能见到自由主义者们的文章，如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刘军宁、萧功秦、张维迎、樊钢等等，而自由主义者们所办的报刊，如《公共论丛》、《南方周末》等，却绝不容新左派露面。而且更有趣的是，新左派刊物迄今为止，也只有一份《天涯》，即使加上据说是转了向的《读书》，也仅两份，却令自由主义们大动肝火。他们一方面常骄傲地说他们得道多助，常常表扬《万象》、《南方周末》、《公共论丛》、《博览群书》、《开放时代》、《书屋》、《战略与管理》等是盟军与友军，一方面又说自己是边缘、是弱势。这我就看不懂了，两相比较，《读书》、《天涯》岂非更边缘、更弱势？不过小小的两份发行量有限的刊物，何必一定要咬牙切齿置之死地赶尽杀绝，这难道是他们一向标榜的学术宽容吗？
看不懂之三：《读书》杂志不过发了两篇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文章，且是有褒奖也有质疑批评的，徐友渔先生就看不惯了，说弗兰克没有什么影响和水平，顺带说《读书》的学术水准也值得怀疑。我不懂的是，若弗兰克真的没有水平与影响，《白银资本》又如何能获世界史学会头奖？弗兰克作为创始人的依附理论，中国学界又为何耳熟能详？依附理论又如何成为了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未必如今学术之高低已全凭徐友渔先生的一句话，得由徐先生一人来评定，“一语定乾坤”了。
徐先生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此外，《读书》、《天涯》杂志发了不知多少哈耶克、柏林的评论文章，徐先生倒从不嫌多，这次仅仅两篇就已不耐烦了。何况，别人的杂志怎么办关卿何事，是不是《读书》、《天涯》都要交给徐先生办才能罢休？
而且更加有趣的是，徐友渔先生自称是搞“西方学术”的，却说哈佛大学博士、加州伯克莱大学终身教授刘禾是“搞文学”的。真让人笑掉大牙。此外，徐先生言下之意是“搞文学”的就没有资格探讨《白银资本》这样的经济史著作，可我记得徐先生自己的专业也不是经济史，而是西方哲学，徐先生倒能唠叨个不停，且俨然学术权威，可随意评定裁判他人。这真是无知者无畏。难怪就是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也一直认为徐友渔学术功底极浅薄，啥都不懂。徐友渔的大作，常常遭自由主义的朋友们嘲弄。不象秦晖，有一定历史学的底子，或者如朱学勤，有文学家的文采。
再者，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未必只有徐先生做得别人却做不得？何况陈燕谷等好歹还是学者，若是一位农民，不知要被徐先生羞辱到何种程度。难怪有人说自由主义骨子里是霸权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不懂之四：前一段时间，自由主义者们声称遭到了官方压制，说文章遭封杀，任何公开刊物都发不出来了。但话音未落，这一次自由主义者们对新左派的围剿，却是大报小报齐上，毫不手软。能在发行上百万的公开报纸上堂皇进行，这哪象受了半点压制的？而且，究竟是谁压制谁呢？就算他们受了官方的压制吧，他们就可以反过来压制那些更弱小的吗？
或者说，正因为他们受了更大的权势的压制，所以他们要反过来压制比他们更弱小者。这是什么样的逻辑，泄愤吗？或者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敢于反抗权势吗？
新左派的人不过一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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