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说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伯特·布伦纳认为，只有用普遍存在的内部阶级关系才能说明某一地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用雞蛋和石头的比喻概括了同一观点。外部的温度只会使一个雞蛋而不是一块石头的“内部矛盾”产生出一个小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关键在于，真正的问题不是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体世界经济和全球体系的问题，而一切东西都是它的“内部因素”。
这种关于“内部”和“外部”的争论甚至把以欧洲为基础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分析本身变成了另外一个需要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种分析认为，欧洲“现代世界体系”导致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然后这一转变才传播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分析本身也是这种体系的内部产物。我则认为，欧洲及其“世界经济”乃是早已存在的非洲一欧亚经济的一部分，而这种非洲一欧亚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也造成了欧洲许多方面的发展。因此，需要加以分析的正是全球世界经济的“内部”运作，而不仅仅是欧洲“世界经济”的“内部”运作。
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呢？应该重新重视国家的作用！应该重视文化！面对这些主张，我的回答很简单：在世界经济中确实存在着阶级，但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赋予的那种火车头的力量。国家和文化以及阶级斗争确实需要加以更多的分析，但要把它们看作是依附于世界经济和体系的结构与运动的因素。
还有些人会说，99．99％的人肯定没有感知到我所说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它不可能对他们的意识造成任何影响。这种说法又对又不对。首先，客观环境影响着——实际上塑造着——主观意识，尤其是在主体不自觉的情况下。其次，意识并不是一切；正如我们在第5．6章中将会看到的，一种客观环境不仅影响着主体的意识，也影响着主体的其他客观环境。
后现代主义者也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赏识我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欧洲中心论术语和概念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者也可能会喜欢我的论证：涉及亚洲的殖民主义概念只不过是晚近才产生的，在亚洲很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头脑中的概念或只是在语言的交流中存在。因此，他们会反对我的主张：历史事实本身否定了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且，他们会断言，我之所以宣称有一个真实的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完全是出于我的想象；这种表述不过是我的想象力的产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论证，甚至面对多少证据，他们都不会信服。他们只愿意开着他们自己的论辩汽车驶进一棵想象的大树里，在那里评点这棵大树。
相形之下，与那些承认树林的现实、甚至承认确实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森林的人展开论辩会更有益处。例如，沃勒斯坦（1974，1980，1989）、弗兰克（1978a，b）、布罗代尔（1879，1992）、沃尔夫（1982）、布劳特（1993a）、斯蒂芬·桑德森（1995）。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199）、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就提供了一种更有益的“世界视野”，用以考察“世界”及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而且，他们都自觉地试图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来对抗偏狭的欧洲中心论。然而，尽管他们的世界模式还不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整体主义，因而不能涵盖整个世界经济的森林，但是他们的分析已经招致了原有社会理论捍卫者的激烈抵制和反驳。可以想见，如果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全球分析不仅会掀翻大多数流行理论，而且也会掀翻上述理论家的修正理论，那么也就会引起更多的抵制和反驳。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这类抵制的例子。埃里克·沃尔夫（198）曾严正地批评有些人忽视欧洲对“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影响。他指出，欧洲之外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欧洲的扩张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依然低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也没有探究在一个共同参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如何影响了各个参与者的。另外，他维护甚至是恢复了“生产方式”的首要地位，强调从親属关系的“生产方式”到纳贡“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我认为，这会进一步转移人们对最紧迫的东西——整个世界体系——的注意力。
沃勒斯坦（1974）走得更远一些。他把欧洲核心与世界各地边题的相互关系整合在一起，他考察了统一的政治经济体的劳动分工的结构与转型及其对核心与边睡的影响。但是，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直到1750年还把世界大部分地区排除在外。在沃勒斯坦的视野里，欧洲的扩张确实把一部分非洲冲d勒比地区和美洲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他明确地解释说，这种经济体系仅仅是准世界性的，根本不是全球性的。在他看来，西亚、南亚和东亚以及俄国只是在1750年以后才被纳入这种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不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理论和分析没有包容1750年以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且他还明确地宣布，在他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地中海以东的欧亚大陆和整个东欧在内，都没有起任何重大作用。
因此，沃勒斯坦所阐述的十分有限的现代“世界”经济和体系的历史和理论也很自然地拒绝考虑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至少直到1750年为止的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是，正如本书、尤其是第3、4和6章所力图证明的，在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哪怕是为了对这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任何缘起、结构和功能乃至转变和发展能够稍加研究和理解，我们也需要一个如本书第6章所提出的那种从总体上看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然而，沃勒斯坦（1991，1992，1993）已经多次拒绝对世界体系分析做出这种修正。最近，他在《把稳舵励》（1995）一文中抨击了各种改‘以公理自居”、或“标榜独特性”、或“强调具体性”的修正主义，尤其指责我的观点。
就连布劳特也不例外。虽然他揭露了“欧洲的奇迹”的神话，断言在1500年前后欧洲人毫无优于亚洲人之处，但是他（1992，1993a）也抵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连续性进行整体分析。其他持有宏观的欧洲历史视野的学者也不例外。桑德森（1995）对日本和英国作了比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发现了远溯到中国家代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本书第6章将加以讨论），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分析了一万多年的各种“世界体系”模式。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向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本书第2章和第4章则用大量的证据向我也曾赞同过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提出质疑。
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些同行和朋友虽然口头上赞成整体主义，但是也不愿正视整体。整体主义调子唱得最高的是萨米尔·阿明和吉奥瓦尼·阿里基。他们曾与沃勒斯坦和我合作写过两本书（aminetal．1982，1990）。与沃勒斯坦一样，阿明与阿里基在组合他们的现代世界拼图时也是从中心开始，然后再考虑四周的情况；而且，他们也是在欧洲找“中心’。他们力斥欧洲中心论；阿明（1989）甚至以橄洲中心论》为题写了一本书来抨击它，而阿里基则对东亚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但是他们两人依然以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回顾为起点，理由是“资本主义”是从那里起步的。与沃勒斯坦（199）一样，阿明（1991，1993，1996）也批评我的观点，维护那种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在欧洲——发生了明显的断裂的正统观点。在那之前，“世界帝国”（沃勒斯坦的说法）只是在“纳贡生产方式”（阿明的说法；沃尔夫（1982）也赞同）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分配活动。在那之后，从欧洲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向外扩散。阿里基给中国和东亚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性。但是，阿里基的《延长的20世纪》（1994）在追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金融体制的沿革时仍然以它们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所谓滥筋为起点。
由此可见，欧洲中心论甚至深刻地影响和限制着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社会理论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令人信服地主张更广大的世界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远比这种理论所承认的大得多的学者。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艾伦·史密斯（1991）。他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一书的开头批评了韦伯以及当代的诺思和托马斯、罗斯托、琼斯乃至沃尔夫、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忽视、贬低或曲解欧洲之外的“更广大世界”的作用。但是，史密斯只是在第2章中对这种更广大世界的历史扫了一眼，便马上在第3章中转向对中世纪欧洲的分析。他顺着社会和政治的“直线潮流”而下，抵达公元1500年。那种潮流在“保证持续增长的技术＂所起的作用下导致了。稳健的进步＂——但这一切都出自欧洲（smith1991：67，5）。这部著作余下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论述欧洲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海外扩张以及世界经济中的“边睡和附属地区”。由于史密斯依然在欧洲寻找“世界经济的创建”以及“资本主义的”的诞生和扩散，所以他必然会宣称：
（当时）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处于这个新体系之外。东非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中国、日本和中东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是否加入商业交往可以任由选择……因此似乎对各个社会组织的结构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人们不应夸大国际贸易在塑造道远大陆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方面的作用。……只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进程炉生了果实。）
当然，按照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老调，我们绝不会发现任何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中起作用的结构、进程或力量。与他所批评的那些人的弱点一样，史密斯的视线并没有超出19世纪安装的欧洲路灯的昏暗灯光所照射的地方。相比之f，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6章看到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在他的帼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巡视了极其遥远的空间，像（德国19世纪史学家）兰克所说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广阔得多的“实际情况”。
大体上看，正是这种有关1500年或其他日期以来欧洲发展出来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了一道马奇诺防线。所有的人都躲在它的背后，拒绝面对真实的世界。本书提出了一个结束沿着这条防线奔跑的终点。当我提出目前这个世界体系始于1500年以前的论点时，沃勒斯坦很大度地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和后续文章。但是他本人一贯坚持1500年这道神圣的分水岭。在沃尔夫（1982）看来，分水岭是1800年；在马克思以及另外一些人看来，是在1600年到18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在布罗代尔（199）看来，是从1100－1600年这整个时期。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主张，应该把欧洲乃至西方的兴起理解为欧亚地区两千多年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也把1500以来的现代时期看作是转向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这个新转向是在欧洲开始的，并由欧洲发起的。主要由沃勒斯坦（1996）撰写的古尔本克委员会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抨击了19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见本章卷首第二段引语）。但是，即使他如此急切地呼唤为迎接对世纪而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也没有去打破为资本主义及其所谓的后果所设置的欧洲起源和中心论这一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樊笼。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被定为中心；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资本主义”发端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商榷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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