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认为，在1750年以前亚洲始终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后才被“整合’进来。
本书、尤其是第4章和第7章认为，弗兰克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历史时代的重新解释也给流行的有关1500年以后历史时代的解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隂影。这个现代世界历史迫切需要重新做出解释。在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至少是一种不那么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灯光下，亚洲和世界经济的证据将会显示出一种退然不同的画面。本书第4章将证明，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事实上，与当时欧洲依然处于边缘的前哨阵地（不是灯塔！）带给亚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亚洲给欧洲投shè了多得多的经济光芒，更不用说文化光芒了。
凡是超越了欧洲“世界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局限的整体主义分析，都会遇到这些实际的障碍、理论上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遇到一种在理论原则上柜斥任何整体主义的立场。其突出的代表是约翰·霍尔。
霍尔很明白地看到：“弗兰克始终只探索一个方向的决定关系，即从整体到局部”，‘咽此，必须通过一种整体主义的假设来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因为整体规定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
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霍尔更明确地发挥了他的理论原则，更具体地表达了他对整体主义的拒斥。霍尔首先明确表示：
我本人的批评意见一直是，整体主义假设强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兴起的误读。……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则是，放弃对一种全面的历史理论的追求，接受一种提倡分析历史学、但不预先承认任何先验解释的新韦伯主地……这种新韦伯主义反对基于整体论和必然性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硬把事实塞进基于某种第一推动力——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其他说法的第一推动力——的普遍历史的模式里。
接着霍尔错误地宣称：
本书的分析……表明，局限于世界体系视野内的整体主义假设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变迁。……（呼唤）一种作为主导性历史理论的世界体系理论……从几个方面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啃先，追求普遍主义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次，它们毫无必要地限制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第三，它们都不能解决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霍尔对我的整体主义方法的经验性概括使我感到荣幸，那么他对“世界体系”的批评则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普遍主义、整体主义以及真正的世界体系理论都致力于解决拓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这是我们十分需要的。正如我在前面的理论论述中所说的和我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要论证的，其原因在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都与整体主义相去甚远，基本上回避乃至否认全球及其历史的“整体性”。在霍尔对整体主义的批评中，我们唯一能够赞同的是，“一旦抛弃了整体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也就丧失了成为主导性历史理论的依据”（hall1991：83）。由此，霍尔确实触及到他所批评的那种理论的实际局限，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把历史婴儿与理论澡水一起倒掉的理由。相反，在他的正确概括中恰恰提供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具有更多的整体主义性质，以涵盖整个全球，其原因正如霍尔本人所谈到的：“整体规定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众多学者在实践中对这种整体主义的忽视以及霍尔的这种在理论原则上的拒斥态度反而证明，整体主义理论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建构，但它确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同样值得重视是，反对意见不仅出自拜罗克、奥布赖恩和霍尔对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的批判，而且也出自沃勒斯坦及其“世界体系”拥护者。
近些年来，另外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阐释也值得特别的注意。虽然我们在方法上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结论则是相互支持的。其中有一些亚洲学者。菲律宾学者乔治·阿西尼耶罗研究亚洲在全球的地位（1978，1985）；乔杜里早期研究印度和印度洋的著作（197，1985）中的观点在本书中将被多次引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著作《欧洲之前的亚洲》（1990a）中得到发展。王国斌对欧洲和中国的工业革命作了新的比较研究。日本学者读下和胜考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本书第2章大量引用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阿吉里、滨下和塞尔登（1996）主张对过去五百年这一东亚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研究整个世界经济。丹尼斯·弗林及其合作者阿尔图罗·吉拉尔德兹进行了一项世界经济分析，但是他们仅局限于分析世界白银市场（我在第3章中多次引用这一分析）；不过他们也强调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另外两位学者的著作也带有一种世界经济视野。弗兰克·柏林以真正的全球视野分析了印度经济（我在论述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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