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2章、论述货币的第3章和论述市场制度的第4章都将引用他的著作）。但是他似乎怯于把同一个分析视野应用到整个世界经济上。肯尼思·波梅兰茨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位用全球视野来考察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的人。在我已经完成了本书、包括这一章导论的初稿后，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他从技术、制度、经济和生态方面对中国和欧洲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对欧洲的优势。我在修改我的书稿时引用了其中一些观点。波梅兰茨和我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强调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
这也使得我们这两个对抗习惯性思维的少数分子一致认为，欧洲的这些发展并不是多少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社会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准备所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欧洲和世界很晚近时期突然发生的转折和偏离所造成的结果。波梅兰茨尤其对生态一经济方面的压力、刺激和可能性所起的作用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他证明，欧洲从美洲殖民地不仅掠夺金钱，而且还搜刮产品，从而造成了欧洲发展的条件。我当然承认他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更强调欧洲从它与亚洲的关系中获得的好处，而他对这方面注意不够。丘兴（chew1997，andforthcoming）也在撰写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经济史，但是他也与波梅兰茨一样，怯于分析世界经济的整体。另外，我比他们更注重约瑟夫·弗莱彻（198，1995）所说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从全球层面把世界经济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和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第5章）。
本书认为并力求证明，由于人们普遍地不能采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结果不仅使我们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而且也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一切地区性、部门性和暂时性的事物。那些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尝试，只要是以一个局部、尤其是从一个错误的地点作为出发点来认识全球整体的结构和进程，也都难免这种结果。这是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原罪，因为它们都是以欧洲作为出发点，由此向外窥探。戈登·伍德（1997：51）在（纽约书评》上指出，这种方式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在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中流行的“例外论和……夸大的独特意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即使美国史学界最近“把美国史置于整个大西洋水盆的背景之中”，但是这种“拓宽”了的眼界依然局限于“大西洋文明”的概念。另外，伍德以及他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不过是“在各个大学逐渐联合开设比较课程”，“更多地发表对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著作”。
本书则要把这种方法颠倒过来，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反观世界内部。换言之，本书将从探索我们环绕地球的路线入手，从世界范围的贸易、货币、人口和生产入手。第5章和第6章将提供一个更充分的整体主义观念以及一个全球进程（包括欧洲和美洲的进程）分析，由此，我们将在第7章得出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迥然不同的结论，把那种社会理论颠倒过来，或者说，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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