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断’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知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绿水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国家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一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这个看法也涉及到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问题。东亚最近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周围世界的极大关注，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把所看到的发展情况纳入西方的世界图式。只要想一想把日本说成是“西方”的一部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把日本人称作“尊贵的白人”等等是多么荒谬，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之外，人们的注意力尤其转移到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小虎”或“四小龙”身上。但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亚的其他小龙和正在地平线上赫然出现的中国巨龙身上。新闻界甚至认为：
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
这条龙已经躁动了，这就改变了亚洲各国政府从有关区域贸易模式到制造业的种种问题的决策……这也证明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一带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1996年3月18日华盛顿《国际先驱论坛报》）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这家报纸连续两天的评论。我们在《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亚洲人的处事方式》这一标题下看到：
西方人习惯于教训亚洲人如何行事。这种情况现在快要结束了。亚洲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建立和维护他们的自主机……如果还想用西方方式来改造亚洲国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还会引起亚洲人与西方的再一次冲突。……西方人需要承认亚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权利……并且肯定“亚洲人’价值观的合理性。
过了一天，同一家报纸在《争议的焦点是国际体系的性质》的标题下报道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切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着形成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争取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规则的努力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尔·盖茨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入任何公认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入这一滴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这个观点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但是其表述却值得商榷。脚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史》这部著作是从描述一千年前来代中国的经济成长入手的。但是，在该书看来，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闭和停滞的，于是太平洋地区首先是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内湖”，然后又臣服于“英国的绥靖”和“美国世纪”；只是经过了所谓的五百年或七百年的中断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预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东海岸才再次兴起。另外，在菲利普·费尔南德斯一阿尔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1995年发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始终是表面的和边缘性的，西方的优势被说成是短暂的和行将消失的。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本书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支配优势的隐没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另外，我试图证明，这些转移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长周期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章导论——也是结论——将阐释这些历史认识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
2．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到“东方学”的名下来认识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区’（rest）的对偶概念出自亨廷顿（1993，1994）。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东方”研究及其机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冲对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为了显示自称的独特性而竭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他揭示了东方学在这种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发表的《欧洲中心论》中也揭露了这种运作。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年）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asante1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我们可以调和一下说，这些来源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非一亚”文化。但是，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也不局限于在它们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欧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一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于亚洲。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有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乔治·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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