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更不用说新教伦理了，他们举营‘菊花与刀”，却制造了繁荣，甚至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后依然如此。因此，詹姆斯·阿贝格伦和罗伯特·贝拉在解释这些发展情况时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在功能上与新教伦理相同的东西”，而在他们看来，很遗憾，信奉儒教的中国人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于是这个论点就又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正在促使它们前进的乃是东亚‘儒教’。当然，在实际的世界经济中，这种解释可以说是毫不沾边。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曾祖父是19世纪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河l德以及亨利·梅因爵士（henrymaine）。这两人分别区分出所谓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维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新社会组织，据说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传统”方式。欧洲中心论的一个祖父是埃米尔·涂尔干。他提出了“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祖父是费迪南德·胜尼斯。他强调的是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下一代人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与“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则宣称发现了传统的“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对立和转变，至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而且还发现了“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的共生现象。汤因比（194）虽然研究了20多个文明，但是他也宣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斯宾格勒则对西方文明的“衰落”提出警告。
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无论是想改革它还是想取代它，也都支持这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宣称在‘亚细亚的”、“封建的”或其他形式的“纳贡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根本不同。列宁断言：“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欧洲内部产生并向外扩散的一种发展的产物。较近的卡尔·波拉尼宣称，在19世纪欧洲发生他所谓的“大转变”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市场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远距离的贸易和生产分工了。考古学发现一再地否定了波拉尼（1957年）否认早期帝国存在贸易和市场的说法，我也对此提出过理论和实证的批判。这里的问题在于，市场的扩散和支配地位被说成完全是从近期的（西方的）欧洲开始的，然后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罗伯特·麦基弗（robertmclver）在为波拉尼的第一部著作写的前言中宣布，这部著作的出现使该领域的大部分著作变得陈旧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也只能说它使以前许多承认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及其关系和影响的重要性的著作“变得陈旧”了。波拉尼用以取代这种古老现实的是，所谓非经济的“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关系的首要地位。本书则要根据史实来证明，这种“大转变’单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肯定不是在欧洲和由欧洲发起的。
所有这些二分法的以及其他区分方法的“理想类型’市一些共同点。首先，在它们提出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中，想象的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其次，它们断言，这些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用萨缨尔·亨廷顿的术语说，它们把“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当然，据说这些特征不仅把现代（西方）社会与残存至今的其他社会区分开，也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区分开。另外，这些“理想”类型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主要是归诸“我们”，这些“理想”类型后来是从这里（积极地）扩散到别处或（消极地）强加给别处。这种“传统”说法的集大成者是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在现实世界里，唯一符合实际的整体主义选择则与上述说法都不同。早在30年前，我就对这称‘社会学的低度发展”提出了挑战。但是，无论这种挑战获得怎样的成功，它的整体主义性质依然不够充分。本书试图做得更好一些。
上述材料和论点表明，我们所引述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浸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自负。我们将会看到，历史证据有力地否定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谓欧洲起源论，更不用说那种优越的特殊论（例外论）了——因而摧毁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根基。我很赞同人们的意见；我们应该尽力抢救出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但是所有公认的说法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质疑。
事实表明，甚至博学的世界史专家和社会理论家布罗代尔（1993）还在宣称：
（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坦率地说，与西方相比是落后的。……它的弱点在于，其经济结构不如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发育得好。…他们的企业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他仅没有达到西方资本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的经济还不成熟。…在18世纪以前，某些地方在19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信贷体系…德幕府的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加强了封建习俗和制度的控制力量。。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会看到这位史学大师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者所作的估计与历史实际有多么大的偏差，而且也与他本人在别的地方的论述有多么大的矛盾。
（2）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经济和文化支配权力以来，由于帕森斯在社会学领域里把韦伯主义奉为神明，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了。帕森斯的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论>《社会体系》，由此旅生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62）都出自同一个欧洲中心论，都遵循着同样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要问，有什么新颖之处呢？罗斯托的“阶段论”几乎是马克思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的“资产阶级”翻版——都是以欧洲为起点。与马克思一样，罗斯托宣称，继英国之后，美国将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罗斯托还在《整个事情是如何开始的》（1975）一书中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革命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寻找欧洲特有的文化条件。奇波拉（1976：276）认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种社会一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所谓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和霸权作出“内因论的”解释。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的兴起当然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应归因于所谓欧洲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例如，林思·怀特（1962）、约翰·霍尔（1985）以及让·贝什勒、霍尔和迈克尔·曼（1988）都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与欧洲中心历史学》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对这种神话作了认真的考察。布劳特细致地考察、揭示和摧毁了“欧洲奇迹”神话的各种形式，如生物学说法《种族优越论和人口节制论》、《环境论》（令人烦躁的热带非洲；因干旱而专制的亚洲；气候宜人的欧洲）、独特的理性与自由（相对“东方专制主义”而言，这是韦伯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欧洲历史上的技术优越论（无视欧洲对古老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技术的借鉴与依赖）、《社会结构论》（国家的发展，教会和“新教伦理”的重要性，资产阶级在阶级结构中的角色，核心家庭等等）。
布劳特（1997）在逐字逐句地剖析8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些论点。其中人们较熟悉的基韦伯、林思·怀特（1962）、埃里克·琼斯（1981）、（阿斯顿和菲利平（1985）论述的）罗伯特·布伦纳、迈克尔·曼（1986）、约翰·霍尔（198）以及贝什勒、霍尔和曼（1988）。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在此就无须多费笔墨了。布劳特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親缘关系。他根据科学证据和基本逻辑逐一考察并击破了他们的立论。
结果，布劳将实际上证明了霍奇森早已表达的观点；各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和整个欧洲奇迹的说法不过是完全建立在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神话。因此，由它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布劳特还把1492年以前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封建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作了比较。他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相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布劳特尖锐地指出，把欧洲和西方后来的发展归因于那些所谓欧洲内部特殊性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最近，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1996）也批驳了韦伯所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成就”的种种论断。他考察了西亚、南亚和东亚的类似成就。阿散蒂（molefiketeasante）对持有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家的尖锐批判更是一针见血。
他们实质上是某种自负的俘虏。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无知之处究竟何在，而他们说起话来仿佛他们知道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于是）我的工作就逐渐变成了对那种冒充成一种宇宙观的欧洲中。c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
最近另一位孤军奋战的批评者弗兰克·柏林也指出：
创立“科学事实”的行动往往会甚至是有条不紊地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即变成了确立神话的行动，从而记录下“我们”在“我们”“科学家”私‘知识分子”（很正当地）厌恶的这种偏离科学的事实中的集体共谋。……社会科学竟然只让神话的兜售者听到如此之少的相反意见，结果是，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基本上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仅仅是加强了、甚至是扶持了他们（指神话兜售者）的事业。，千真万确！我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用相反的证据（包括琅林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与神话的兜售者对质。承认欧洲之外的非洲一欧亚民族和地区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最近编辑出版的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历史》收集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和本刊手稿。该书进一步肯定这种重要性：
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的权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实际上，它现在正在造成这种无法衡量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说，如果没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证据，不要大谈18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的“衰落’。我认为，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这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欧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一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第二个千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提）欧洲的财富才可能形成，欧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
我完全赞同布劳特、柏林和霍奇森的观点，并且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的证据加以证实。另外，我还想赞扬琼斯近期的一部著作（198）。琼斯在这部著作中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先前那部著作（198）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引述了另一位学者的话，大意是“接下来要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能就是证明理论是错的”，然后他责备自己说“《欧洲的奇迹》作为一个标题有点过于招摇”：
《增长的复归》也是双重地后退，不仅是川欧洲的奇挪对欧洲现象的说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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