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更是从《欧洲的奇献》这个标题的含义后退。……另一方面，我再也不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事件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奇迹。……我开始考虑，我寻找促使欧洲变成第一个实现持续增长的大陆的特殊积极因素的做法是否正确。陷阱似乎在于我们的假设：由于欧洲是不一般的，因此这种差异应该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增长的缘起…
琼斯还进一步做了两点发人深省的自白。首先，他与我一样阅读了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并深受影响，但这是在前一部著作发表之后，因此有相见恨晚之感。其次，即使后一部著作的主要“缺陷……也源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政治或宗教态度无关，而是源于更深层的东西。我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为了做到“没有种族偏见、没有性别偏见等等而做的种种努力…必须是满腔热情的”。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他自己承认的许多缺陷。在重新审视了中国的情况并增加了有关日本的内容后，他依然不贪‘证明理论是错的”。另外，他的“总结与结论”是：“如此看来，日本历史与欧洲历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力量平衡。确实如此。有什么必要否认呢？”我将在本书中试着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仅仅是把偶然性作为一种替代解释。
经济史学家们
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因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所以经济史学家才是可信赖的。其实他们是最能胡作非为的。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学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余下的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视野。因此，他们的“经济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哈特（n．b．harte）主编的《经济史研究：1893年一1970年就职讲演料（1971）汇集了最著名的英语经济史学家的21篇讲演。他们对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行们写的“经济史”作了回顾与评论，其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谈欧洲、美国以及他们的‘人西洋经济”，甚至连非洲都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其他地区仿佛根本不存在。
浏览一下经济史国际大会近年来的会议通报就会发现，大约90％的“国际”论文都是论述西方的。最近两次大会和大会通报有诸如（世界经济的兴起，1500－1914年》这样的标题（fisher，mclnnis，andschneider1986）。但是，大部分论文依然是谈论西方的。
这种欧洲中心论经济史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前几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合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个新经济史）（1973）。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其作者之一获得了承认，而且因为它的书名及其对“新”经济史的强调完全是直言不讳的，另外，它对公认的理论作了修正。但是，在章节标题“理论与综述：1．问题”的下面，在第1页，他们就明确地表示：“西欧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乃是西方兴起的原因”（northandthomas1973：1）。然后，他们追溯了这种制度变迁，尤其是财产权的发展，将其归因于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短缺，而经济短缺则是由西欧人口的增加造成的。他们同样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人口增长视而不见。另外，正如诺思与托马斯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与正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协调一致，互为补充”。我们可以猜想，正是这种一致性影响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决定。
诺思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可以成为一个例子，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以及我的反驳意见。首先，欧洲中心论者拒绝将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将不仅能够揭示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且还会揭示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那些结构与人口因素的相似之处。其次，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看到的，这些比较将会显示，所谓的欧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第三，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引起了这些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发生在哪里）的全球性结构与力量是什么——这是本书第6章将要分析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极少数的经济史学家在谈到“其他地区”时，通常都对“东方”及其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作了极其严重的歪曲。在他们心目中，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情况，“世界经济’是从欧洲产生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譬如，最近约翰·威尔斯（1993）为《美国历史评论》写了一篇关于“1500年一1800年亚洲沿海地区”的综述。他加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互动中产生的欧洲霸权”。他评述了十几本著作，还提到了上百部论及东西方之间某种“互动”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谈论的基本上是欧洲对亚洲的行动，几乎没有论及反向的行动。另外，这篇综述的标题明确地宣布，欧洲的霸权是在1500一1800年产生的。但是，文章对这种论断根本没有给予证明。实际上，威尔斯评述和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提供的资料反而否定这一论断。因此，这篇综述的标题远比文章涉及的内容更体现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另外一个欧洲中心论的最新典型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瓦里奥鲁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该丛书重印了许多优秀的但鲜为人知的经济史论文，尤其是关于西方周围及西方以外地区的论文。最新的一套丛书冠以一个大标题：“一个扩张的世界：欧洲对世界历史的冲击，1450－1800年”。出版者利用世界史“元老”威廉·麦克尼尔和原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彼得·马赛厄斯的支持来推销这套丛书。马赛厄斯表示，希望“该丛书能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世界舞台的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们对世界舞台的误解，因为该丛书对1450—1800年世界舞台上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世界经济确实在扩张，但首先是在亚洲；而且，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扩张对欧洲的冲击要比欧洲对“世界历史’的任何”冲击“都大得多。虽然丛书中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洲的机遇》，但是整套丛书的重点是欧洲的活动，而不是它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机遇。其实，欧洲只不过是趁机而人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1950年代莫里斯·多布、保罗·斯威齐、高桥幸八郎、罗德尼·希尔顿等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论战（收于希尔顿主编的书中，1976）以及围绕布伦纳的文章展开的论战（astonandphilin1985）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德·克鲁瓦（g．e．m、deste．croix1981）论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阶级斗争的著作和佩里·安德森关于“日本封建主义”的论述（1974）也都把这些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只是列宁后来才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也是起源于欧洲较晚的时期。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
（4）近期社会理论的局限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表达即探寻“西方的兴起”的根源时在时间上能够追溯多远，在空间上能够追溯多广。例如，克里斯多弗·蔡斯一邓恩与托马斯·霍尔（1977）写道，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但这就引出了问题：这些根源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扩散的？整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这些根源。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灯光最远照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灯光透过基督教时代而照到犹太教。在持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中，迈克尔·曼（1986，1993）是一个恢使者。他探寻“社会权力的来源”，发现它们（依次）出自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他认为：“欧洲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基督教）共同体”（mann1993：35）。要害就在这里：无论在时间上追溯多远，归根结底还是所谓的欧洲来源！布劳特（197：51）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曼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能想象的不过是一列技术型的东方快车，这列火车沿着向西的轨道，从古代的中东出发，通过古希腊，驶向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欧。
然而，麦克尼尔在他那部开创性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中证明，其根源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而遍及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这当然也是霍奇森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与麦克尼尔的著作同时写成）所传递的信息。与弗兰克和吉尔斯的地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形（1993）一样，非洲一欧亚也是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兴起与灭亡”的基础。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在时间上更久远、在空间上更广阔的视野对于（重新）解释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本书就是试图从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代流行理论在理论、分析、经验方面的局限性，简言之，在“视贤’方面的局限性，乃是“经典”社会理论及其所依据的同样（甚至更严重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的遗产和反映。当这种社会理论在19世纪孕育之时，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给了它活力。到了20世纪，随着它在西方的发展和在全世界的传播，它自身变得越来越活跃。现在，到了世纪末，这个理论及其所依据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完全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21世纪，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亚洲可望再次兴起。
流行的社会理论不仅在所谓的历史依据方面有许多无稽之谈，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实际上也是这整个理论的重大缺陷：无论这种理论自称如何具有“普遍主义”性质，但它根本没有全球整体意识。
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整个全球的社会一文化的、生态一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可能性”。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并决定着构成部分，所以任何具体研究的叠加或不同部分的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转变。
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立论基础方面迥然不同的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一韦伯”及其信徒的现行经典社会理论是靠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来维系其生命的。尽管通常人们不承认、或许意识不到这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歪曲了我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现实的全部感知，甚至使我们变成视而不见的瞎子。另外，欧洲中心论甚至也阻碍和歪曲着我们对欧洲和西方本身的现实主义的感知。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根本不可能去理解一个整体世界的（经济体系）现实，但正是这个整体世界决定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以及其他所有部分的各自不同却并非孤立的“现实”。因此，真正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马克思、韦伯或别的什么人有关这个世界体系某一部分的论述正确与否。真正的理论问题是，他们之中迄今没有一个人从整体上去探讨这个体系化的全球整体。而这种探讨才是理论上的真正挑战。
读者或许会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已完成的或宣称的东西来质疑这种论断和挑战。例如，人们会说，威廉·麦克尼尔已经开创了新的世界史。他不仅给他的巨著命名为《西方的兴起》，而且还批评场因比把世界史分解成21个不同的文明。麦克尼尔认为，原来只有三个主要的‘文明”支流，它们汇合成世界史，并促成了西方的兴起。这种说法似乎已经很完美了。但是，麦克尼尔在25年后回顾这部著作时承认：“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是，虽然它强调了超越文明界限的互动，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全人类世界体系的兴起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他认为，他所划分的“三个地区及其居民在（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整个古典时代始终保持着密切而不间断的联系”，因此，公元1500年以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将证明，我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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