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欧洲“资本主义”部分是这样，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从来如此，
还有一些学者（埃德·话特、凯瑟琳娜确斯以及而果·索利）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论述了尼德兰、佛兰德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范赞登的说法无法用来分析这个过程：商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结并非问题所在，而且，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原工业（protoindustry）不是最活跃的因素”。如果他们不把眼界局限于欧洲的边缘半岛部分，而是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就像本书这样，完全把这些地区当作整个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来分析，那么这些“生产方式”就根本不再是问题所在了。
（极）少数学者，尤其是有非洲一亚洲背景的学者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扩大或改变我们的理论视野和取向。其中有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探究了“欧洲霸权之前”的历史。乔杜里考察了“欧洲之前的亚洲”。当然，他们也因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欧洲和其他西方的路灯而踉踉跄跄。对于那些想要寻找更远距离的证据的人来说，这些路灯只提供了极其微弱的光亮。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更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队伍日益扩大。新加入者大多是非“西方”研究者（虽然大多是受西方训练或受西方影响的人），他们借助火把或蜡烛的光亮，挖掘各自地区的档案或考古资料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所发掘的证据乃是一个宝库——某些乃是原本意义上的宝库，因为水下考古使某些沉没已久的商船和宝库重现人世。这些发现能够和应该提供一个更广阔、更深厚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更深远的历史研究进行归纳综合，并且建构一个真正整体性的世界经济／体系模式和理论。
但是，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本书不过是沿着这个方向迈出最初的几小步，而且还跟踉跄跄。但是，我希望，我的缺点能够激励比我能力更强的人沿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
在这种努力中，似乎研究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比研究更早时期要容易一些。例如，当我研究青铜时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情况，探索它的长周期时，我使用了一个拼图的比喻。我发现，普通的拼图是从已经给出的直边外沿开始，然后往里拼，而我的工作无法走这样一个捷径。我只能先设想一个中心，然后由此向外寻找世界体系拼图的边缘。而且，这些边界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外推进。我的任务就是确定这种情况是何时何地发生的。
组合近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似乎要容易得多。确定外治的工作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情况似乎十分明显；先是其非洲一欧亚范围，然后迟至1492年以后才将美洲并入，迟至1760年以后才将大洋洲并入。当我们考察这个世界经济时，很容易从这个拼图的外沿入手，虽然外沿不是笔直的而是圆的。其实．本书最初的标题就是“世界是圆的”。我们只须把它围一圈，然后挑选那些拼决，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于是，整个画面几乎会自动呈现出来。即使我们把这些拼块之间的关系搞错了，历史的、地理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证据也能帮助我们校正每一拼块与其他拼块的相对位置。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更充分的？）整体视野。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既不接受上述方法，也不照这种方法行事。他们不仅根本没有、甚至毫不考虑整体视野。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根本上始终顽固地排斥整体观念。
然而，如果我们不看全球拼图的示意图，我们就无法为它的每一个拼块找到正确的位置，无法理解每一个拼块在功能上的真正联系。状如不列颠群岛轮廓的红色拼块的位置在哪里，其角色是什么？我们也无法了解另外一些红色拼块有什么用——其中有一大块像是一个垂直的陆地边缘，另一块是被水环绕的横向的肾状物。另外，在第一个红色拼块分边，我们还得放蓝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拼块，而这些拼块中的每一个也都要被五颜六色的拼块围住。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整体概念，才能把这些五颜六色的拼块放到地图的正确位置上。尤其是那些有几个直边的拼块，它们像是什么人在桌子上画线画出来的（实际上是欧洲殖民列强1884年在柏林切割非洲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不对这个拼图整体及其制造过程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它的“设计师”为什么和如何安排每一个拼块的颜色、形状和位置，更不用说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系了。
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我的一个孩子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在送给我的一部历史著作上题写：“一个研究树木的人赠送给一个研究树林的人”。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3．一种全球经济视野的轮廓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第2章到第7章是如何来组合1400一1800年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拱图的。
第2章将考察贸易的结构与流动。这种贸易活动从美洲开始，然后围绕着地球向东方展开。我们将考察贸易不平衡的模式及其货币清偿结算的方式，而货币也主要是流向东方的。我们将考察十几个地区及其相互关系。我们的考察路线将从美洲开始，经由非洲和欧洲，到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然后到日本和中国，再从这两个国家跨越太平洋，然后再回过头来跨越中亚和俄罗斯。这一巡视将揭示出这些“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成长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关系。这一巡视还将（至少是含蓄地）显示从14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是如何扩展和变化的。这一章至少要证明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在这一章里，我将确定当时有许多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部门和地区、企业和“国家’实际上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中进行着竞争。因此，我们将看到，已有的全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的忽视或否认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第3章将考察货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区间关系时的作用。有关金钱从美洲银矿流向欧洲的文献极其丰富，也一直有人关注金钱流向亚洲的情况。但是，人们没有充分地对硬币的制造、运输、铸造、改铸、兑换等等的原因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分析。在这一章里，除了对银币和其他货币的制造与兑换做出宏观和微观经济分析外，有一节专门考察货币流通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如何联结力巨利）运行和扩张的。
在第3章中还有一节专门考察这种状如血液循环系统的货币体系以及在其中流动的货币血液为什么和如何渗透进和滋养着世界经济的经济体。我们将考察为什么某些货币动脉和血管会比其他动脉和血管更粗大，为什么某些较细小的动脉和血管会远远地延伸到世界经济体的某些（不是所有的政沿地区，甚至为扩大和刺激那些地区的生产服务。我们将看到，有关亚洲“囤积”金银的古老神话，关于世界货币供应在印度、尤其在中国“沉陷”（被“秘藏”起来）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第4章将考察某些全球经济的数量方面。虽然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但是在这一章里用了一节来收集和比较某些世界范围和地区的、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人口、生产、贸易和消费，以及它们各自的增长率。我们将会看到，不仅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整个欧洲重要得多，而且正如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显示的，至少在1750年以前，亚洲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比欧洲更快，总量更大，而且一直保持着领先于欧洲的经济优势。如果说在近代早期，亚洲若干部分比欧洲更富有，生产效率更高，而且它们的经济还在扩张和成长，那么欧洲人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会像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等所宣称的那样是传统的、静止的、停滞的、基本上是浪费的呢？情况根本不是那样，因此这种欧洲中心论制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一派胡言。第4章中有一节援引史料和权威论断来对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力、技术以及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加以比较。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证明，欧洲人对亚洲的贬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开端，而且到这个时期结束之时，亚洲在经济上以及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领先于欧洲。另外，这一章还提出了一个观点：生产、贸易及其机制和技术不仅应该作国际间的比较，而且还应该被视为在世界经济的领域里相互联系和相互催生。
第5章将提出并阐释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在这种历史观中，事件和过程的同时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相反，在这一章里将逐节探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相互连带的原因。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这种货币周期的分析被用来说明在17世纪40年代同时发生的中国明代王朝的崩溃、美国的革命、西班牙和日本的叛乱、马尼拉和其他地方的其他问题。对18世纪晚期法国、荷兰一巴达维亚、美国以及工业革命也从一种周期和联系的角度作了简略的考察。第5章里用了一节探讨所谓欧洲的“17世纪危机”是不是世界范围的危机，是不是包括亚洲在内；我还将探讨一种否定的回答对于世界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我们注意到，在亚洲许多地方，“延长的16世纪”的经济扩张持续到整个17世纪，并延伸到18世纪上半期。这也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大约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周期。
这个长周期问题引出了第6章探讨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和如何在19世纪“取胜”，这个“胜利”将会持续下去，还是暂时的？在以前的著作里（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我宣称发现了一个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周期，其中有一个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它们都各自长达二三百年。我对这个周期的研究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截止到大约公元1450年。其他学者分别作的三个考察为我确定的这个所谓的周期及其阶段提供了某种肯定。那么这个长周期模式是否适用于近代早期呢？这是第6章第1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适用的话，那么它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在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一段时间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占据的支配地位，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此后亚洲的衰落和欧洲的兴起呢？
第6章还将把本书的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推进到最后阶段，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如何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我用一部分篇幅考察在单一的全球经济中不平等的地区和部门结构以及支持着生产和人口增长的那种不平衡的暂时性或周期性运动。我的观点是，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种发展也是利用了1750年以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在这一章里，我将用一节来考察这种发展的根源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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