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进程。另外，我提出，在这种全球发展的持续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天平已经开始再次倒向亚洲。
第6章的最后一部分更细致地考察了“西方的兴起”。我的论点是对布劳特的呼应和扩展：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我用一节考察欧洲人如何用美洲金钱来达到这一目的，并援引亚当·斯密的有关分析。他们在使用美洲金钱时不仅扩张了自己的经济，而且或甚至花钱打进了亚洲还在扩展着的市场。工业革命及其最终使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果，不可能仅仅用欧洲“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甚至加上欧洲从殖民地榨取的资本的积累来解释也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对这种全球进程做出一种世界经济的说明和解释。为此，这一节接着提出并考察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立论基点是，世界范围的和附属地区的供求关系为节省劳动和产生动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基础。
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每一个部分不仅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整个世界（体系）情况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变化情况，就无法理解和说明欧洲和美洲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从各个地方散射出来的影响——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与动力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一个地方的变化。简言之，我们需要用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来解释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总结性的第7章再次审视了这种整体分析的必要性以及根据这种整体分析我们得出的发现和假说对于进一步考察历史学、流行理论的意义，对于重建二者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意义。第7章的前半部分总结了历史学的教训，后半部分提出了变换理论方向的建议。
4．对阻力和障碍的预见与辩驳
首先，当我们受到误导因而以为我们的世界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单方面的“全球化”进程时，我们对于全球现实的知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语言本身及其范畴概念反映着并误导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部分，然后再把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心目中的范例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的国家，德语词民族经济（nationaloekonomie，又译为“国民经济”）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或不相关的国际关系。这些范畴概念听起来仿佛是我们一直生活——可能还将继续生活——在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单位”里，这些单位据说甚至是（它们）生来就有的。这类说法和术语几乎可以说是体现了最荒谬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现实的想象呈现。但是，如果不发明一整套使读者感到生疏的全新术语，我就必须使用现有的术语，设法把它们稍加改造，使之能够涵盖一个更完整的全球现实。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全球性术语，而且需要全球分析和理论。
然而，即使是提出一种对世界的全球分析，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提出一种全球理论了。它必然遇到强大的阻力，会引起激烈的反对。可以预见，在惊涛骇浪的海面上，我们的分析至少会遇到（且不说破除）某些冰山露出的一角。因为本书的设想现在刚刚下水，所以我是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我自己以往的经验提出这种预见的。沃勒斯坦的经验十分合适，因为我目前提出的设想比他当年的设想还要宏大，或许也更肤浅一些。
本书遇到的大多数障碍可能不过是吹毛求疵。其他更理论化的反对意见可能很少，但是会很尖锐。有一个特殊的大障碍是沃勒斯坦设置的。
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对此，我有几个理由进行反驳。1966年，我把一份有创见的批评墨西哥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说法的稿件寄给一位墨西哥史专家。他很客气地给我写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说，我的稿子没有发表价值，因为它不是基于原始资料写成的。我把这篇稿子放在抽屉里达13年之久，后来因沃勒斯坦邀请我把它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才发表出来（frank1979）。此晚那位专家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我的这本书不应该出版，因为我所说的东西已经陈旧了，其他学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经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希奇古怪的世界经济现变成了公认的流行理论。
这段经历表明，做出一种历史阐释，尤其是范式阐释，需要什么样的资料。用显微镜进行档案研究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问题：它不可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历史学家必须在进入档案馆前已经具有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另外，如果历史学家希望跳出公认的范式，甚至向基于微观研究的范式发出挑战，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然，如果历史学家迈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远镜来考证资料，那么他们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会引起下面这种指责。
有人会指责说，尤其是因为缺少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根本没有察着原始资料，因此我的知识不足以考察世界整体，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甚至布罗代尔（1992：468）也提出疑问：“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被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他人会说：“哦，不过你的建议与我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花费了20年的生命所研究的一年。十年或百年历史的方式大不相同。”然而，正如世界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为我的一本书（frankandgills1993）写的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我们把研究课题规定得多么狭窄，我们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有“足够”的知识。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
宏观史学家对已有的文献记录的大多数细节都不屑一顾。……但这并不会使宏观历史缺少严格或充分的证明。……不同范围的研究会创造出各自具有重要意义的画面。范围较小的研究并不像分工细密的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更接近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优秀的历史著作乃是出自对与历史学家探究的问题相关的资料中的信息进行精心筛选和考订的工作——应该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因此，知识的匾乏（我很愿意承认这种缺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研究课题究竟是狭窄还是宏大。相反，正如本书第5章所援引的约瑟夫·弗莱彻（josephfletcher）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作“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才导致了历史知识的狭窄乃至极其匾乏。
读者也许会指责我只注意一个“经济”侧面或一个“经济”特征。在1996年世界历史学会和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学者私下对我说：“你正在做一项很好的经济史研究；但这也是我之所以不感兴趣的原因。”另一位学者公开说：“你对文化视而不见。”主张进行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等等分析的学者会抱怨说，我的研究对他们的特殊（主义的）愿望丝毫没有给予支持、赏识或顶礼膜拜。有些党派人士会遗憾地说：这项研究对于“我的人民”用处不大或根本没用。他们是想从某种种族中心论或新非洲中心论、旧伊斯兰中心论、甚至更古老的中国中心论、俄国特殊论等等中寻求某种支持，而所有这些东西在这项研究中都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我的见解也是针对原先的冷战斗士萨缨尔·亨廷顿（1993，1996）用“文明的冲突？”这种新包装兜售的欧洲中心一西方特殊论。（咎由自取——亨廷顿在1993年价交事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后也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过于急切的公众已经把它省略了。然而，到1996年，他的同名著作的书名上就没有问号了。）正如第7章所强调的，本书所提出的见解是支挣‘多样性的统一”的。
女性主义者会指责说，这种视野和分析不足以打破剥夺婦女发言权的家长制性别社会结构的牢笼。她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项研究与流行的理论一样避免不了性别因素的影响，除非它既不涉及婦女本身，因而也不涉及男人。实际上，这项结构分析似乎根本不是探讨任何人群的。第2章探讨的是分工和贸易，第3章探讨的是货币如何围绕着世界流动、又如何使世界围绕着它转动，第5、6章探讨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动力。这些章节正是在探讨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的这本书里，与其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创造了人。
这就足以给人提供大量的炮弹来批判某种经济‘快定论”或其他的结构‘扶定论”，据说这些“决定论”忽视意志论所主张的各种具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力量”。其实，现实世界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并非体系论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对唯意志论者讲这个道理无异于对牛弹琴。另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体系论者认为，这个被人们所研究的客观“体系”丝毫不容个人和群体有任何文化、政治或“自下而上”（当然也有“自上而下”）的主观活动和反应。但是，人们的良好意图——甚至恶劣意图——往往不能实现；正如第5、6章所论证的，这些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该体系所产生的机遇和制约。
此外，正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遇到的反响一样，社会理论家们还会提出更“具体的”抱怨和要求。欧洲中心论者提出的一项具体指责是，沃勒斯坦和我认为，欧洲人还受益于自己努力之外的某些东西，但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沃勒斯坦的观点，更不足以支持我的观点。数年前，保罗·拜罗克（196，1974）、帕特里克·奥布赖恩（1982）等人明确地反对我和沃勒斯坦问974）早先的论点：殖民地贸易和新殖民主义贸易促进了欧洲的投资和发展。拜罗克（1969）否认商业资本对此有什么贡献。奥布赖恩（198，1990）多次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促成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他的计算，这种贸易仅仅相当于18世纪晚期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更不用说从这种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了。奥布赖恩认为：“对于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边缘地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奥布赖思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全球经济的形成，1846—1914年”的小标题下断言：
直到19世纪中期，洲际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似乎还是很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商人不仅接触不到外国竞争者，而且还受到保护。…甚至在一国之内也不受竞争的威胁。一体化首先在地区范围内发生，然后在一国基础上发生，随着19世纪的进展，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发生一体化。
本书则要清除疑问的隂云，证明奥布赖恩的观点在事实上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理论上了。但是，他也说过：“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
我们应该赞成奥布赖恩的说法：证据永远不能平息这个争端。这并不是因为证据本身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际争论中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布赖恩（1982，1990）甚至排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实际上，奥布赖恩（1997：86－89）一再宣称：“欧洲的依赖性。…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经济重要性……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他援引拜罗克1974年和1993年的论述作为后盾）；虽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事实与收益”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殖民主义并不一定有收益”，“帝国主义最后被证明是获益有限的”。因此，奥布赖思（1997：86）认为，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意见”——欧洲经济增长“是在设法损害（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值得商榷的”。而奥布赖恩认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大。”（199：177）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如本书第4章和第6章那样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他们只会继续坚持他们的欧洲中心论，宣称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对于欧洲没有什么作用，但对于世界则很重要。
在这种否认世界经济体系各种因素具有重要性的说法背后，有一种方法论的假设，而这种方法论假设在这种场合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即应该从被解释对象的“内部”来寻求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是什么东西的“内部”呢？奇波拉（1976：61）总结他的论点时说；“把贸易说成‘增长的引擎’，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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