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一定的利润来出售，它的价格会高一些——相对其他商品而言，无论后者是某种其他形式的货币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货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当地的和世界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它就会从供给相对较大的地方流到相对较低的地方。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业或公共（国家）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使得货币从此地的低价市场流向波地的高价市场，当低价市场在本地，而高价市场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尤其如此——多么像在周游世界。
这当时是大贸易公司和国家政府的一项业务，而且往往是一项主要业务。当然，这也是银行家、高利贷者的一项主要业务，还往往是商人、消费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项业务。在矿藏丰富的地方，尤其在美洲，白银的供给价格较低，而在越远的地方乃至地球另一面的亚洲，价格越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银币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旅行，远抵亚洲。当然，它也向西流动，先跨越太平洋，再从日本跨越中国海。再有，这也是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尤其是由于他们本国的生产不具有竞争能力。除了欧洲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之外，亚洲人也不想买欧洲别的东西。
这种货币的套利兑换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美洲被纳入世界经济后不久就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活动。下面我们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从11世纪到16世纪，在宋代、元代以及明代大部分时期，金属货币的主要流向是，银和钢从中国流向日本，黄金从日本流向中国。由于自16世纪以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流动基本上发生了逆转，日本成为白银的一个主要出口国，后来又成为铜的重要出口国，同时成为黄金的进口国。在中国，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该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即黄金升值，白银贬值），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yang1952：48）。但是，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金银比价通常是比较低的，有时要低出许多，而白银价格则要高出许多。正如全汉界在1969年发表的讨论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论文中所解释的：
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
西班牙人佩德罗·德·贝扎早在1609年就注意到这种情况。他指出，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卜。nglahn1996a：435）。
在16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银比价是1：10，印度莫卧尔帝国的金银比价是1：9（flynnandgiraldez1994：76）。只要中国的黄金价格比较低，而白银价格又几乎高出一倍，白银就会被吸引到中国去交换黄金，中国就会出口黄金。下文引述的欧洲贸易公司发言人的言论证实，中国是他们的黄金来源之一。众所周知，自16世纪起，葡萄牙与荷兰中间商先后在这种中日贸易中表现得极其活跃，并从中谋取了大量利润和贵金属。1600年前后的一份葡萄牙商业文件显示，在中国沿海的葡属澳门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利润高达45％。
欧洲人用这些利润来支持他们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他们的商人和贸易公司，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把参与黄金一白银一铜之间的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商业交易活动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之一。当然。他们也用这些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亚洲人一样在亚洲的世界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
铜钱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广泛的通货，但是它逐渐部分地被白银所取代。因此，这里至少有一个三种贵金属并存的世界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实际上主要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由于白银的世界供给飞速增长以及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的相应下跌，从而使得银本位逐渐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由于主要产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的世界供给迅速增加，也就导致了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但是，金银比价在各地因供求关系不同而各不相同。银和铜的比价也是如此——铜主要用于铸造币值较小的钱币。金银铜三种贵金属以及多种贵金属和商品的套利交换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种套利交换也包括了贝壳、纺织品和其他交换媒介以及贱金属，如铅、锡和铁。
贝壳作为货币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许多地方，贝壳与“巴达姆”（badam，一种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众广泛使用，与铜币争夺地盘。在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地方，由于开采铜和铸造铜币的成本比开采白银和铸造银币，甚至比开采黄金和铸造金币的成本还要昂贵，因此当铜短缺时或铸币成本太高时，在最偏远的市场上，贝壳就取代了铜币。但是，当非洲奴隶贸易（后来是棕榈油贸易）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贝壳，流向印度的贝壳就越来越少了。在一些小额交易中，铜币重新取代了贝壳。
实际上，本书中的一些问题也与“低贱”的贝壳相关。西非早就使用贝壳，伊本·巴图塔曾报道它们在14世纪与黄金的交换价值。到17世纪，它们兑换黄金的价值下跌了；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供给增加得太快，超过了黄金的供给。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把大量的贝壳运到西非。贝壳的兴衰与奴隶贸易的兴衰是同步的。贝壳的生产中心在马尔代夫，印度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进行买卖。贝壳从马尔代夫运出有两条路线。一是运到孟加拉，一是运到锡兰，然后被当作压舱物分别装上欧洲商船，主要运往英国与荷兰。它们再从英国与荷兰转运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于购买奴隶。1732年，约翰·巴多门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担贝壳的价格忽高忽低，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欧洲的几个商业民族……把货物运到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去购买奴隶或其他非洲产品，……也相应地取决于去几内亚的欧洲冒险家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贝壳，以及当时在英国或荷兰恰好有多少贝壳。
因此，贝壳的价格不仅反映了欧洲和非洲的供求变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产地马尔代夫岛屿以及在南亚和东亚“消费”地区的供求变化。
另外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抱怨说：“原先用120英担贝壳就能买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这种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绝不会有用少于12或14英担购买一船奴隶的便宜事了”。再有，一个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说，购买一个奴隶的价格从100磅贝壳上涨到136磅，从12支枪上涨到16支枪，从5包巴西烟草上涨到7包，从25匹亚麻布上涨到36匹，从一桶（约40升）法国白兰地上涨到一桶半，从15磅火葯上涨到150磅。不仅贝壳出现通货膨胀，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白兰地和火葯的相对价格显然膨胀得最快！
在奴隶贸易最gāocháo的18世纪，有记录的进口贝壳达到2，600万磅或者说100亿个，平均每10年为200万到300万磅，实际上是100万到5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界价格甚至是用贝壳，或者是在贝壳与金属通货（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或其他通货之间，或者是在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来换算和“平衡”的。
柏林还指出，货币不过是另一种商品，但它的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贸易赤字。不，货币也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1：341）说：“‘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分散在全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重叠的地区市场”，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这些“市场”就是相互重叠和相互联系的。
但是，这种货币是为什么和如何推动世界旋转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这种货币，以至于推动了它的价格上扬，而且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人们要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能够用货币来购买其他商品，包括资金属，如黄金和白银。无论在个人和商号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操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概莫能外。也就是说，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
本书的观点是，这种扩张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尤其在亚洲许多地方。否则，亚洲人就不可能对外国和本地货币产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货币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和本地货币。如果商品供给不能扩张，那么商品需求的扩大就会通过所谓的通货膨胀而使现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不会有进口原产地新货币的额外需求！也就是说，新的银、铜货币，乃至以这种货币为依托的补充信贷，使得世界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许多地方经济中的生产，即统一的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部分的生产越来越货币化，从而也刺激了这些生产。
许多人已经论证了这一观点中的宏观供给方面。他们强调，生产和（或）出口货币，乃是为了弥补贸易平衡中的赤字。伯杯（1993，1994）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则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中的宏观需求方面，认为这种货币实际上润滑着生产和贸易的运转机制，而不仅是“在美洲挖出来，又埋在亚洲”。与之相辅相成的微观供求论证是，个人生产者和公司乃至公共生产者和贸易者都因各自的利润追求而必须在全世界的宏观供求货币化或润滑过程中各尽其责。柏林的著作（198），柏林和吉拉尔德兹的著作（199。）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用林也认为：“一种以需求为中心的架构包容了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它确立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包容性，因而也更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范围，因为一种充分的解释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经验现象”（perlin1994：95）。
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在这里支撑着我的主要论点：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动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全球大赌场中，货币周游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转动，它不断大量地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机制。
(2)在全球大赌场中的交易和赌博
西属美洲和日本是贵金属的主要出口地。欧洲、奥斯曼帝国、波斯和印度也是出口地，但是它们基本上（而不是全部）出口它们进口得来的资金属。
非洲和东南亚生产和出口黄金。中国生产的铜钱主要用于国内，但也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中国也生产和向日本等地出口黄金。自17世纪中期，日本大概是世界上主要的铜出口国。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日常小额交易主要使用铜钱。亚洲人与欧洲人一样对这种货币生意投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精力”和注意力。因为这种生意往往比其他生意更有利可图。生产和出口作为货币的白银、黄金、铜和锡等的主要地区和一些次要地区，彼此之间进行套利交换。表3．1对这些地区作了归纳。
由此可见，白银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是西属美洲和日本；黄金的主要生产者是非洲、西属美洲和东南亚。实际上，世界经济当时是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当然黄金和铜乃至锡和贝壳也可以互相兑换。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的白银来支撑它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但说到底，这些通货体系是由美洲以及日本矿山的巨大而低廉的产出来维系的。
与以前一千年以来的情况一样，黄金主要从东向西通过中亚流向南亚，而这与白银从西向东的流向正好相反。在印度次大陆，黄金流向南方，白银流向北方。二者不仅彼此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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