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而且也用于换取其他商品，当然也换取当地的、尤其是外来进口的钱币以及其他形式的通货。这种套利活动不仅是威尼斯人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大生意，而且是奥斯曼人、波斯人、次大陆各地的印度人、东南亚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大生意。人们生产出贵金属和铸币，然后往往再绕半个地球长距离地运送它们。这些金属有时是被一次性运送，但更经常的是经过一系列环节来转运。贵金属以及一些贱金属的锭块和铸币也与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从而产生利润。利润又转化为或投入到其他商品中，这其中也包括其他的通货、工资、奴隶和其他“形式”的劳动。
特帕斯科（1983）描述了白银的连锁运动：
由于在卡斯蒂利亚购买了制造品，白银就从西班牙流向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也西班牙比索从英国、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港口装船，经过波罗的海或摩尔曼斯克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或俄国，用于购买皮毛。在俄国…（白银）顶着东南方向，沿伏尔加河，经过里海到波斯，善从波斯或从陆上或从海上到亚洲。西属美洲的白银也从西班牙流经地中海，再向东从陆上商路或海上商路到黎凡糊。印度获得白银的途径有三条，或者通过自苏伊士出发、经红海、下印度洋的海上运输，或者通过从地中海东端出发、在陆地上经过土耳其和波斯到黑海、最后下印度洋的路线，或者直接从欧洲出发走达伽马发现的统好望角的航海路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船也使用后一种方式把西属美洲的财宝直接运到亚洲各个港口来换取亚洲产品。美洲白银抵达东方的最后一种，也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途径是，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太平洋路线。
17世纪初，西属美洲的白银开始或者经过西亚或者绕好望角抵达印度。莫卧尔帝国是用白银来管理和维持其财政的。它的货币铸造和流通严重地依赖从外国流入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追根溯源是出自美洲，经过欧洲和黎凡特，再沿着波斯湾或红海路线抵达印度。也有一些产自奥斯曼帝国领地或萨菲王朝统治的波斯。大部分白银不是从绕好望角的海上路线运来的，而是由从埃及、黎凡特、土耳其和俄国出发的商队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运来的。在当时印度最重要的港口苏拉特，大贸易公司（它们绝不是唯一的供应者）提供了来自西方的白银的一半。其中不少于3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大部分是经由红海、波斯湾和陆地（包括从俄国）运来的。1643年一1644年，一半以上的白银是经由红海与波斯湾运来的。另外有20％是从日本经由台湾而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用白银换取黄金。白银也从中亚流人旁遮普，也可能从西藏、四川、云南和缅甸流入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从印度以东地区用白银购买黄金。黄金也从西亚、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东南亚流向印度，尤其流向次大陆的南方。然而，印度仅仅是世界白银的第二大“秘窖”，因为印度必须再向东出口一些白银，尤其是把它们再转给中国。
第2章论证了白银从印度向东南亚和中国的转运。但是，约翰·理查兹认为，向东运送的莫卧尔银币很快就以增值的东南亚黄金作为回报。具体地说，按照理查兹的观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萨菲波斯帝国不同，莫卧尔帝国能够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它的进口，因此它无须有货币的净出口。相反，倒是有货币的净进口来增加它自身的供给。
从1640年到1700年，由于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洲际和亚洲内部的贸易和货币运输，欧洲人的份额从一半减少到1／50。但是，1715年，在“银荒”本来就很严重的时候，一支运载金银的西班牙船队遭遇加勒比飓风而覆没，于是，“经济冲击波从各个方面震撼着印度”。有关1640年前后严重的“银荒”的各种解释和证据，将在第5章进行考察。
（3）数字游戏
货币的世界存量和流动及其扩展变化，是自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汉密尔顿勋爵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此作了许多估算和修正，将来可能还会不断地重新估算。我们在这里木可能对这些估算加以评述，更不可能再作新的估算。幸好，我们无须做这些工作就可以研究其中一部分货币是如何润滑着世界主要地区的商业之轮以及如何影响着它们之间的关系。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曾估计，1500年时，欧洲有大约3，600吨黄金存量和37，000吨白银存量。雷乔杜里和哈比布调低了这些数字，认为在1500年时整个旧世界有3，600吨黄金和35，000吨白银。沃德·巴雷特（1990）在对1450年到1800年的世界金银流动情况进行总结时，考察了以前的各种估算（亚历山大·冯·洪堡、汉密尔顿勋爵、阿道夫·索埃特比尔、米歇尔·莫里诺、斯利施特·范巴思以及本书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奈夫、阿特曼、特帕斯科、科巴塔、山村和神木等人所作的各种估算），得出的结论是，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
白银
如果不考虑不同时间的波动情况，根据巴雷特的估算，美洲的白银产量迅速增长，16世纪总计约为17，000吨，平均年产量为170吨。17世纪平均年产量上升到420吨，总产量为42，000吨，其中大约31，000吨输人到欧洲，公共帐户占大约1／4，私人帐户占3／4（tepaske1983）。欧洲又把40％，即12，000吨以上的白银运到亚洲，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分别直接输送了4，000吨到5，000吨。此外，还有6，000吨输出到波罗的海地区，有5，000吨输出到黎凡特，这两个地区留下一部分后把另外一部分继续向东输出到亚洲。18世纪，美洲白银总产量为74，000吨，平均年产量为740吨。其中52，000吨输入到欧洲，另外40％，即20，000吨以上运到亚洲。
因此，按照巴雷特的这些估算，在17世纪和18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大约有70％输入到欧洲，其中40％又转运到亚洲。特帕斯科（1983）估计，美洲自己存留的白银比例要更高一些，有时要高很多，而且还不断增多。从一种世界金融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只不过意味着美洲的白银生产、管理和安全保卫的实际成本要高得多。但是，柏林和其他一些学者则提示，没有输出到欧洲的白银大部分没有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往亚洲。
因此，按照巴雷特的估算，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了13．3万吨白银，其中大约75％，即10万吨输出到欧洲。而欧洲输入的白银有32％（即美洲总产量的24％），即3．2万吨输出到亚洲。但是，向亚洲的输出实际上只是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在此之后亚洲的白银进口大约占欧洲输入的白银的40％。按照这种算法，在这整个时期，欧洲获得了6．8万吨，美洲存留了3．3万吨，还有一些白银埋葬在大海里。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美洲“存留”的白银还有一部分直接从太平洋运到亚洲。
美洲的白银生产在16世纪给世界白银存量增加了17，000吨，或者说增加了一半，到1700年在新的基数上又增加了80o，即42，000吨，到1800年又增加了近80o，即74，000吨。这就意味着，世界白银存量从1500年的大约35，000吨增加到1800年的168，000吨，几乎增加了4倍。但是，按照巴雷特的观点，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其他地方出产的占世界总量15％的白银。正如我们下面要指出的，这部分白银大多产自日本。
阿图尔·阿特曼（1986：78）也根据各种资料作了估算，得出的两个世纪的总数稍有不同。阿特曼使用的数字是以当时的荷兰元为单位。根据他的附录上的说明，l荷兰元一25克白银，100万荷兰元一25吨（2500万克）白银。阿特曼估计，美洲在17世纪大约出产了1300万荷兰元（相当于32，000吨，或每年325吨）白银，18世纪出产了3000万荷兰元（相当于75，000吨，或每年750吨）白银。他估计，其中大约75％运到欧洲，欧洲输入的白银有60％以上（与巴雷特估计的40％不同）被转手输出。如果我们采纳两种估算的平均数，那么至少有一半而且越来越多的美洲白银被运到东方。在这一半美洲白银中，又有一半以上直接运到南亚和东亚，有20％以上转运到波罗的海，另外20％转运到利凡特和西亚——其中又有一部分继续向东流动（attman1981：77）。因此，根据阿特曼的估算，美洲白银流到亚洲的总量和份额要高得多，具体地说，不是我们根据巴雷特的估算（1990）而得出的大约32，000吨，而是48，000吨。
但是，至少还有3，000多吨，即平均每年有15吨白银是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以及更早一些时候从秘鲁用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到马尼拉。几乎所有这些白银都又转运到中国。这种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本来会更多一些。从1610年到1640年，平均每年大约20吨，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减少到每年不到10吨。阿特韦尔也提到，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但是，彼埃尔·肖努估计，多达25％的美洲白银直接走太平洋航线。全汉果则估计，17世纪时这种方式运送的白银多达每年50吨（与波罗的海航线一样多），当然，这些白银最终都流入中国。
跨太平洋的白银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走私活动，因此没有记录，具体数字也无法搞清。为了维持垄断利益，西班牙王室极力限制直接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因此其中有一部分就成为没有记录的走私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总数始终被低估了。这也就意味着，在特帕斯科所说的没有从大西洋运走的美洲白银中，有许多实际上并没有存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走了。因此，柏林认为，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数量有时可能相当于通过欧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柏林主要使用全汉果的估算数字，即每年200万比索或50吨白银，这个数字是前面提到的15吨的数字的三倍多。阿特韦尔根据一个中文资料得出的估算是，每年57吨到86吨。但是，柏林也提出，“每年跨越太平洋的白银是否超过500万比索（125吨）？确有证据支持如此之高的数字”。因此，他认为，在17世纪，跨太平洋贸易并没有像跨大西洋贸易那样衰落（flynnandgiraldez1994：81－82）。
亚洲的白银供应大户是日本。从1560年到1600年，它每年生产和供应50吨白银，从1600年到1640年，每年生产和供应150吨到190吨，最高峯的1603年为200吨。里德根据几种估算用表格方式显示，从1620年到1640年，每年为130吨，在17世纪40年代下降到每年70吨，50年代下降到每年50吨，到60年代下降到每年40吨。冯格拉汗所作的估算是，从1550年到1645年的近一百年内，总产量将近4，000吨，并援引山村和神木的大约8，000吨的估算数字。为了适应白银需求和价格的上涨，日本引进朝鲜的技师和技术。由此，在1560年到1640年的80年间，日本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白银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后，一般认为，日本的白银生产下降了，而铜的产量和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但是，据油田（199）所报道的近年日本研究成果和冯格拉汗（1996a）所引用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白银出口至少延续到18世纪中期。
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比从太平洋上运来的美洲白银多3倍到10倍，平均为6倍到7倍。』总之，从1560年到1640年，欧洲从美洲获得19，000吨白银（巴雷特的估算），另外有1，000吨以上白银从太平洋上运走，而日本的白银出口就多达8，000吨或9，000吨。也就是说，在28，000吨的总量中，日本就提供了8000吨或9，000吨，将近30％。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202）认为，这个比例在高峯时达到30％到40％。
有几个学者（flynn1991）提出假设：如果没有日本对世界白银流动、尤其是流向中国作出重要贡献，那么这个世界（包括欧洲）将会怎样。或者，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及其与日本的竞争，日本是否能够借助自己在世界白银市场上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地位来进行对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或）政治征服？欧洲人由于没有支付手段很可能被排斥在世界贸易之外。上述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或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都会使世界历史完全成为另外一种样子。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赞同山村和神木（1983：356）的要求：“早就应该对这个时期日本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重新进行认真的考察了。”因此，从这种世界金融的角度看，把日本或中国说成是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种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由于中国还获得了世界白银供给中十分隐秘的一部分，因此最终流入中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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