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斯通（1991a）的观点：人口增长推动物价上涨。戈德斯通在另一篇文章中（1991b）也认为，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除了17世纪中期外，中国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他还怀疑，由于欧洲存在着用银制器皿夸富的消费，因此可能有大量的白银被囤积，至少是被封存起来。当然，他也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人口增长。（我们在第5章还会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虽然他们谈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但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前几个世纪。
关于亚洲是否有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作为考察的总结，我们应该赞同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观点：
鉴于用主要的金属货币来衡量，南亚和西亚不存在物价的普遍飞涨（至少按照西欧通货膨胀的比率来看），因此，很显然，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应该基本上被产出的变化速率以及相反的货币收入周转率抵消了。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印度南方没有通货膨胀（subrahmanyam1990a：349），正如理查德·伊顿强调的，在孟加拉也没有通货膨胀。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证，中国也没有持续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从费雪方程式mv＝pt的角度看，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的美洲和日本货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的暴涨。相反，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人们会说，相对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欧洲不仅从其经济体周围获得了，而且甚至保留了比面积更广大、人口更众多的亚洲更多的新货币。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欧洲经济比亚洲经济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这种推理并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论点：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我们对这一点将在第4章和第6章加以论述。
再者，如果戈德斯通（1991a，b）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人口的增长比货币供应的增长更能推动物价上涨，那么物价也应该上涨。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章指出的和在第4章将要论证的，亚洲，尤其中国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数量也大得多。然而，实际的价格革命却基本上限于欧洲。这种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新的美洲和日本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了亚洲比欧洲更大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另外，也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货币的涌入是如何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人口的扩张。
(3)货币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促进
上述有关物价的史实和讨论支持了我们的论点：货币的涌入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些直接的史实。
印度
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被莫卧尔帝国征服和兼并后，它们是生产扩张最明显的地区（richards1987：5）。实际上，从1657年到1714年，虽然有大量的白银从国外流入，但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孟加拉的物价比较低，而且一直比较稳定（prakash1994：v－165）。普拉卡什从货币计量学的角度尝试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引起物价的相应上涨，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的流通速度是随着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而增快了，生产的总量增加了。普拉卡什的结论是，虽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可以部分地抵消货币供应的增长，生产也应该通过更好地利用已有的能力或改善资源配置而增长。但是，普拉卡什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概率极高的可能性：由于动用了更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生产本身都扩大了，因此生产也提高了。他估算，孟加拉纺织业的工人数量增加到一百万，其中只有不超过10％的工人从事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产品的生产（prakash1994：vii－175，197）。因此，生产的扩张应该主要归因于亚洲人经营的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实现了某种结合。在正本清源的探索中，最近普拉卡什（1995：13）把原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和“产出、收入和就业的大幅度净增长。产出的增长必将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但是，他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出口增长的伴随物，甚至在这段论述里他依然把“对货币的需求”看作是产出增长的派生结果。
另外，在莫卧尔帝国衰落和马拉塔人取得地区统治权后，“货币的使用遍及马哈拉施特拉的各个阶层，取代了实物交换；其次……所有的农村居民都被一个由货币、信贷和市场交易组成的网络卷入更广大的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richards1987：11）。这是理查兹在评述怕林（1987，1993）的研究成果时的结论。而柏林本人总结说：“简言之，文献（对私人和政府有关基层地方经济生活的报道的详细而冗长的研究）显示，在这个社会里，货币化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触及到比较多的民众），与我们所知道的早期殖民时代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perhn1993：178－189）。柏林在另一篇文章（198：75）中谈得更具体了：
乡林…不仅参与当地的货币市场交易，而且也对农业劳动、手工业生产、当兵和家庭服务等按日或按月支付货币工资。我以为，钢与贝壳的进口恰恰显示了这种活跃的。高度货币化的地方市场中心的存在。……同样重要的是，这也证明这种货和‘交往”也把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与次大陆其他地区连成一气，因而也与国际范围的各种事件和联系连成一气。……但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也很重要，即确实存在着可以对此进行验证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忽视。
但是，柏林（1983：78）也指出：“相比之下，早期殖民统治导致了货币活动的大幅缩减。”格罗弗（1994：252）也指出：“自英国殖民主义登陆，印度的商业生活与17世纪相比明显地恶化了。”
问题在于，货币是如何促进了——实际上也拓展了——农业，润滑了制造业的运转机制，当然也推动了贸易向更大的范围发展和深入到“维持生存的”农民中间。用凯恩斯的术语说，新的支付手段造成了亚洲自身市场上的新的需求，因此也会造成更多的生产。
伊顿（1993）考察了在孟加拉为了种植棉花和生产供应纺织业工人的粮食而毁林开荒时伊斯兰教是如何随之而传播的。16世纪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由于孟加拉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一再扩大，人们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不过，这种活动，包括最初开垦丛林（与今天在亚马逊丛林的做法一样），得到“许多中间商的资助，他们实际上是资本投机商或古典的包税人”（eaton1993：22）。国外白银的涌人造成了货币供给的扩大。他们则把这种供给传送到孟加拉的内地乃至边疆。
但是，孟加拉的边疆仅仅是随着（如果不是由于）新货币的涌入而得到开发的最新区域，而绝不是唯一得到开发的区域。在这段较长的时间里，不仅在德干高原地区，而且甚至在恒河流域，许多广阔地带都有大量农民定居；在古吉拉特，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密集，新的村庄如雨后春笋，填补了旧村庄之间的空隙。正如汉布利在（剑桥印度经济史种指出的，这也是各种层次的城镇（从小市镇到阿格拉这样的大城镇）加速发展的时期。…傍遮普变成纺织品生产的一个重要中。c，它的产品远销到中东、波斯和中亚。……汉布利最近指出，广世纪和18世纪的城市发展是与纺织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纺织品生产的发展，棉花和染料的种植、分配和加工，以及供应生产者和商人的食品的生产和分配都是被新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起来的。白银的涌入及其造成的旺盛需求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它们刺激了供给的同步增长。“延长的16世纪”的周期性扩张始于140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将要论述的，根本不存在“17世纪危机”。
中国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只是在17世纪中期，由于气候、人口、经济、政治的综合危机和明、清政权的交替，这种扩张才暂时被打断（详见第5章）。但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又继续扩张。
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这里仅需对中国南方的商业化和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作一点浮光掠影的提示：马克斯（1997a）引述了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交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或间接来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的农产品（marks1997a）。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有两段特别能说明问题：
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南洋所需求的中国制品主要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生产的和在帝国其他中心收购的。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岭南农业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它要经过原棉输入的环节。这里的农民不种棉花而种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经过纺织加工再出口到南洋。这样，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就推动了甘蔗逐渐取代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种植棉花则需要开垦其他类型的土地）……没有导致（也不需要）另外开垦土地来种植供市场销售的甘蔗，这样就缩减了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的水稻产量，从而增加了市场对稻米的需求。对丝绸的需求增加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水稻田被非食品类经济作物挤占的情况。
也就是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marks1997a），这乃是在经济上的理性选择，而且完全适应了市场机制。本书第4章将更详细地考察这种进程的制度机制。
因此，华南地区的进程与孟加拉的情况十分类似。农业和定居区域的边界是随着它们的商业化而扩张的，而这种商业化则是在外界需求的刺激下发生的。这种外界需求也造成了当地的需求和供给。后者则是由于从境外流入新的货币而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
亚洲其他地区
里德（1993）依据文献资料证明，在东南亚的大陆和岛屿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另外，东南亚大陆地区研究专家维克多·利伯曼谈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时写道：
国内不断累积的大量需求，定居区域向生产独特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边疆地区的扩展，促进了国内的交换，体现在地方市场的繁衍，各省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以及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包括）“资本”文化在农村的弥散和某些地方性资本运用方式的渗透。海外贸易、火器的使用和金银的输入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强化和改变着这些进程…
18世纪，大陆地区的人口增长、土地复耕和关键部门的商业交换要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要么加快了速度。这些进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外界的需求——这在泰国和越南南部表现得最明显……另一方面来自类似于1680年以前的内部力量的格局。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时期，白银和铜的生产迅速扩张，从而支持了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建筑业、城市化、商业和商业化的超常增长（除了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第5章将考察这2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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