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反常和金融与经济困难。）。一位16世纪的学者指出：“甚至几乎每一个农夫和乡巴佬……都经手大量的金银”（转引自atwell1990：667）。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其他同时代人的记载也印证了这种趋势。这些记载都显示，甚至他们在一生中就眼见着当时的日本在货币化、商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都显著地跃上一个更高的水平。另外，池田间996）也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证实，欧洲人的贸易活动——欧洲人只不过带来了货币——促进了亚洲范围内的生产和迁徙，从而促进了亚洲内的贸易活动。
在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许多学者谈到通货膨胀；但是只有一位学者，即穆拉特·齐扎卡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而他的研究结论似乎不能证实其他人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说法，倒是能够证实我的基本观点：在亚洲，与其说价格上涨，不如说生产高涨。齐扎卡证明，这种“供给方面”的生产和人口扩张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领地上也是明显可见的。他对1550年到1650年布尔萨丝织业的价格作了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价格确实急剧上涨，但仅限于生丝，但是到了17世纪，虽然欧洲的白银一直持续不断地流入，价格却又稳定下来。在这段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丝织品价格则明显地始终保持稳定（cizakca1987：249－251）。齐扎卡本人的“解释……和结论”是，最初生丝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新的白银供给使得欧洲人也能从土耳其购买生丝了。欧洲的这种需求很可能在欧洲的“17世纪危机”时期衰退了。另一方面，齐扎卡在解释“丝织品价格涨幅较小”的原因时认为：“价格上涨被丝织品供应的大幅增加阻滞了……（尤其是）由于境内的各种发展，例如传统的城乡工业的扩张，丝织品的境内供应也可能增加了”。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经济扩张、波斯萨菲帝国的经济扩张、当然还有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移民作出类似的解释。斯廷斯加尔德（1990c：18ff）的发现也值得重视。他认为，16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西班牙，面对超常的财政困境，几乎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财政改革。他认为，导致这种“巧合”的唯一共同的因素是，货币供给量突然增加了，尽管（与此相关的？）人口和生产增长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另外，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会看到，这种经济扩张在整个17世纪持续进行，并延续到18世纪。
另外一个发现对于质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解释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十分重要。那就是，各种迹象显示，欧洲人输入到亚洲的美洲货币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和支持了那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其作用大于美洲货币在欧洲的作用。这个结论至少可以用两个发现加以证实。第一个发现是，新增的货币驱使欧洲的物价上涨高于亚洲，而在亚洲，虽然新增的货币引起购买力的增长，但生产也能与之同步增长。人们对于这一发现所能提出的唯一反驳是，流入欧洲的人均货币多于亚洲。但是，本书第4章对人口、生产、贸易和技术所作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抵消这种意见。
第二个发现也能有助于抵消这种反驳意见，进而证实当时的亚洲继续优于欧洲这一命题：我们将在第6章里看到，亚洲人口的增长比欧洲要快得多，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6％，而欧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不变（大约为20％）。1750年，虽然亚洲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66o，但生产总值却是世界生产总值的80％（见第4章和第6章）。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具有比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与本章的论点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亚洲各地的经济比欧洲经济更灵活，生产能力更强，因此新增的货币能够刺激亚洲的生产比欧洲的生产有更大的发展。下一章将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这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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