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更重要的“联系”角度。这些制度的发展是否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反映各个地区不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历史和环境？或者，这些制度是否对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作出共同的反应？或者，是不是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制度发展趋势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结构和进程的组成部分？如果确是这样，那么这种相互依存是不是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具体地说，是不是从欧洲扩散到其他地区？或者，这种环球的相互依存的制度发展是不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进程的组成部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它已超出了波梅兰茨（199）的结论：欧洲和西方的经济制度本身是在满足贸易需求的过程中发展的。但是，正如普拉卡什（1995：12）指出的，亚洲也是如此：“毋庸赘言，在莫卧尔帝国时期的印度经济中，货币供给的增加与金融方式的发展二者之间有一种重要的有机联系。”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印度的货币供给（更逞论需求）本身当然也是全球经济运作的一个侧面。
对各种制度是如何基于世界背景而发生适应性转变，或许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来确立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提出恰当的问题比获得半个正确答案还重要”。或者用琅林的话说：“我们应该考虑……追问，在‘世界’历史的同一时刻，是否可能存在着类似的、甚至同样的力量对各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施加影响，因而是否可能存在着更大的结构性力量”（perlin1990：50）。柏林接着写道：
我们不仅需要加以比较，还需要进而试着对更宏观的结构做出一些结论。例如，或许可以说，（印度的）社会进步和原始资本主义关系这一背景……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类似发展……构成了欧洲逐渐卷入次大陆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也构成了欧洲在其中逐渐建立霸权的国际交换一依附体系的一部分前提条地。…总之，欧洲和亚洲的商品制造业乃是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不同地区的商业资本的兴起，欧洲、亚洲和北美面向市场的制造业的兴起，日益扩大的农民生产被整合进国际商品流通网络，这一切都需要从一个涵盖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的相关框架来考虑。
当然，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而且也是我和吉尔斯于199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宗旨。那两篇论文涵盖了一个更长的长时段。我们下面讨论近代早期的金融和商业制度时也始终不离这个宗旨。
为了说明我的意图，我们不妨首先诉诸某些权威。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动第二卷（197：114）标题为“欧洲以外的世界”的那一节里写道：“欧洲在交换领域是否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他的回答是，欧洲当时确实是处于同一阶段，或者说，“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即同样得天独厚的地区”也处于同一阶段或同一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布罗代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他们的信徒得出错误的结论。
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世界经济中的主要结构变迁、甚至主要制度变迁并不是由于欧洲制度的扩散造成的。例如，
西方商人的到来扩大了亚洲瓷器市场，但并没有改变其基本模式。……商业活动也许没有被完整地记载下来，但是南洋的市场发展应该是一如既往。正如前面指出的，自14世纪以来南洋对日用器m的需求是始终如一的。另外，商业组织也没有根本改变：
（华南的）郑氏家族首先于1658年动了向海外销售日本瓷器的念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第二年迅速作出反应，也接手这项生意。……郑氏家族的商业和政治情报网的效率肯定至少不逊于其主要对手满清政府与荷兰人的情报网。……
可以说，郑氏的组织具有某些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同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赞同乔杜里的论述：
劳动分工、工业生产以及远程贸易乃是自远古以来社会共同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难以找至赔哪一个社会不具有基于相对价值观念、货币和市场的交换经济的某些特征。凡是从事维持生存的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共同体几乎肯定会与那些受市场机制和资本控制的影响的共同体相互依存。……虽然缺乏固定资本，但是商业资本主义乃是亚洲手工业者和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二作为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在印度洋几乎无所不在。……当然，印度洋的远程贸易无论怎样界定，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活动。……织布工、纺纱工、蚕农、金属工匠以及香料种植园主，都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获得回报。远程贸分商业资本主义和面向出口市场的生产三者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很紧密的……而且，这种经济联系还是世界性的。
关于进一步的证据，我们可以援引乔杜里对亚洲不同地区制造业的制度和组织的概述：
在中国和印度都可以发现，日益壮大的劳动力队伍非常灵活地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流动。……亚洲历史中有许多例子显示，手工业者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而在各地流动和迁徙。……迁徙和流动是一个对付自然灾害、政治压迫、经济萎缩等等的通用手段。……许多现有的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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