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和中国各地，当商业萧条时，失业工人为了挣钱而转向农业劳动，如帮助农民收获庄稼。……无论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在市场销售和工业生产之间都显现出一种垂直联系。……
每当买方的竞争力疲软时，商人对手工业者的支配就成为一种现实。史料还显示，亚洲商人，无论他们是在印度还是在中东或中国活动，都会为了满足特定的商业需求而直接干预工业生产。……某些地区成为出口商品产地的真正原困是，甚至在非机械生产时代，l业的地理分布也受到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生活用品以及资本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因素的空间面已置是很不均衡的。……中东、印度和中国都有一些地区专门生产供应国内外的纺织品。……亚洲许多地方都形成了面向出口的工业，直到18世纪后半期欧洲才有能力对这些出口工业提出挑战……
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198：12ff．）也指出，在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制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远远超过其差异性”。如果说差异，那就是欧洲落后于亚洲。她援引了齐波拉的说法：自从罗马帝国衰落后，一直到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始终是一个“欠发达地区……一块野蛮人盘踞的土地”（abu－lughod1989：99；另参见cipolla1976：206）。但是，很奇怪，在没有提供超出她的论述时间框架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阿布一卢格霍德就宣布，到16世纪欧洲就遥遥领先了。现有的证据能够支持她对早期历史的论断，但否定她的后一说法。
甚至欧洲主义者布罗代尔也承认：
从埃及到日本，我们处处可以发现真正的资本家、批发商、零售商以及众多的附属人员、代理商、中间、货币兑换商和金融家。在交换的技术、可行性和保障方面，这些商人集团都可以与西方的同行一比高低。
在1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助的第二卷中，布罗代尔（1979：219）断言：“欧洲人的出现丝毫没有改变原来的状况。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人都向穆斯林、班杨（印度的商人种姓）或（日本）京都的高利贷者借钱。”实际上，欧洲人不仅为了在亚洲用钱而借贷，而且是向当地已有的金融机构借贷，他们实际上还采用它们的运作方式。布罗代尔把桑巴特称作欧洲理性主义特殊论的“最直言不讳的辩护者”，接着追问：
最后，在资本主义运用的理性手段的单子上，除了复式簿记外还有其他的工具：汇票、银行、交易所、市场、背书、贴现等。但这些手段在西方世界之外、在西方奉若神明的理性之外也完全可以找到。……同企业生的革新精神相比。贸易量的扩大更为重要。……与欧洲一样，世界其他地区多少世纪以来就懂得生产的必要性、贸易的规则和货币的流通。
实际上，正是世界的生产、贸易和货币流动从一开始就吸引欧洲并使之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产和贸易，并在发现美洲金银后的三个世纪里携带着美洲金银加入这个世界经济体。因此，经济、生产、贸易、商业和金融方面的必要制度肯定早就存在，而且还一直延续发展，这样欧洲人才可能加入这个游戏。实际上，正如波梅兰茨（1997）反复指出的，产权和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也早在亚洲各地确立和不断发展。
印度
在此，我们似乎可以不必详述这些制度的形式，而是借助权威人士举出的有关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
（印度的）银行体系效率很高，遍布全民由大商号和大银号并出的本票或免票在印度各地以及在伊朗、在中亚的喀布尔、赫拉特、塔什干等地都享有很好的声誉。二。由代理人、经纪人、据客、中间人等等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包括一个迅速传递市场价格动态的灵活系统。
如果说现代印度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册一书中可能对自己的国家有所偏爱的话，那么葡萄牙人托马斯·皮雷斯也应该同样偏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他却建议：
我国想当公司职员和代理商的人都应该去（印度的坎贝）……向古吉拉特的印度人学习，因为在那里经营贸易本身是一门学问。
近年也有两位学者得出类似的见解：
有证据表明，有一个极其发达的阶层经营着货币、商业信贷、贷款、商品保险等等。……他们无疑与农村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联系。……这是把一定份额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商业阶层手中的一种重要联系。……现在还不清楚葡萄牙是否在很有限的地区或部门给印度的商业和工业生产造成任何组织上的变化。……从各种表象看，他们是利用现有的（生产和商业）机制。
自16世纪晚期以来，有价证券资本家是印度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特有人物。这些企业家包税、介入地方农产品贸易，能够调动军事资源（军用牲畜、武器和人力），并且多次在印度洋贸易的大游戏里激起波澜。
我们再援引一个当事人的言论，也许至少能展现生动的画面和某些当地风情。苏拉特的一家英国工厂的董事长杰勒德·阿温吉尔于1677年向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报告：
我们充分注意到你们关于降低胡椒在欧洲的价格的建议和你们要求在这里也降低价格的命令；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不敢稍有松懈，但是毫无成效。因为这些国家的胡椒消费量很大，因此有许多商人从事这方面的经营。他们把它运往异地以及德平高原和马拉巴尔。因此不可能把价格压低到你们限定的程度。
格罗弗（1994：219－255）对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北方的乡村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后强调，印度的商业活动渗透到与海岸、港口和欧洲人遥不相反的穷乡僻壤。哈比布（1969；71）用一个保险费率的例子显示印度西部和东部这种商业和运输业的高效安全：在17世纪中期，315、550和675英里距离（按直线距离算，比实际距离少）分别收取被保险物资价值的0．5％、2石％和1％。
哈比布（1969，1980，1990）对莫卧尔帝国时期印度经济和殖民主义人侵前时期印度商人群体所作的研究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市场是开放的、竞争性的。既有豪门巨商，也有小商小贩。信贷被普遍使用。艾哈迈达巴德的商人几乎完全用票据支付和清理债务，几乎所有的汇票和支付字据都能兑换成贴现的商业票据（habib1969：73）。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的另一个证据是，月利率从1％到50％不等，与英国与荷兰的利率差不多。
另外一位学者作了如下总结；
（欧洲的）公司官员所作的记录展现了一幅有关印度南部农业商品生产的复杂多变和高度分化的图景。……学者们支持这样一种观点：t…在美国统治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分布不均但普遍的贸易扩张、资本积累、劳动专业化和生产多样化等等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商业资源…、（因而）产生出国家得以榨取捐税的商业经济。
当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被纳入信贷或实物预支的复杂体系里。柏林认为：“事实上，信贷和金融是根据一种包括各种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的放债人的复杂安排运作的。，覆盖了较大比例的农产品”，更不用说工业品了。
这些机制和制度则使得（放债人）通过向众多生产者——沉重的租税和极低的产品销售价格使后者难以应付气候和价格的波动——提供信贷而占有很高比例的收入，……并且能够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阻割，使商业交易变得多样化。
制造商利用信贷来购买原料，雇佣手工业者，向他们支付工资。另外一些手工业者也是在领取工资的条件下为国家垄断部门劳动，还有一些手工业者则从事独立劳动。他们都是一个面向当地市场、地区市场和出口市场的金融、信贷、分配、贸易和生产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市场长期以来就是而且今后仍将是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当欧洲人加入进来时，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阿格拉附近地区时，他们是进入“一个覆盖了很大地域的三角网络，一个使公司能够在若干地点之间调度周转的结构，（这）仅仅是一个具有汇款机制和信贷机制的组织体系的一端，这个体系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而且还远远地伸展到印度次大陆之外”。
伯顿·斯坦（1980）对殖民主义入侵前印度经济的这种情况作了部分的考察，也肯定了印度商业化的普遍性以及乡村和城镇之间、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商业中心之间的广泛而密切的生产和商业联系。斯坦和苏布拉马尼亚姆在他们的合集（南亚的制度与经济变迁）（1996）导论中还指出，合集中的文章有一条主线，即经济活动与制度结构始终在经济变化中相互作用，对经济环境和经济需求的变动作出反应。斯坦（1989）还指出，印度健全的金融体系不仅向印度生产者和商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而且也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欧洲商人个人提供了大量资本，使他们能够在印度境内外展开经营活动。
在许多世纪里——在上千年的时间里（frank1993a）——印度贸易向西延伸到中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黎凡特、阿拉伯半岛、埃及和东非。当然，那些地方也有类似的——和有联系的——生产、商业和金融制度。阿拉伯和穆斯林贸易在欧洲黑暗时代就很繁荣，在近代早期继续兴旺发展，尽管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受到东西两方竞争的挤压。例如，伊本·赫勒敦也论述过14世纪穆斯林和其他人的贸易情况：
货物稀少，价格就会上涨。反之…货物丰富，价格就会下跌。……经商是用增加本金、贱买贵卖的办法谋取利润，奴隶、粮食、牲畜、武器和布匹都可买卖。盈余就是利润。……由此可见，收益和利润都是或大部分是劳动所得。……再者，真主创造了两个宝藏，即金矿和银矿，使金银成为一切资本积累的价值尺度。世上之人偏爱金银和财产。
即使有时获得了别的东西，也只是为了最终获得（金银）。其他东西都受制于市场波动。…利润可以出自易货贸易；商人为了牟利或者（携带商品）奔走各地，或者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这便是经商…经商是牟利的自然途民
但是，几乎无商不姦，贱买贵卖，谋取利差。有盈余才有利可图。因此，法律允许商业中的狡诈，因为（经商）有赌博因素。
阿布一卢格霍德也论述了伊斯兰世界的商业，考察了许多金融手段和经济制度。亚伯拉罕·尤多维茨（1970）等人考察了穆斯林的“商业技术”；虽然早期的穆斯林、甚至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商人。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但马克西姆·罗丹松（1970，1972）仍专门探讨了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和商业的相互兼容性。布鲁斯·马斯特斯（1988）在对阿勒颇的研究中竭力找出奥斯曼帝国经济政策与欧洲经济政策的区别。但是他对商旅贸易、商人、商业制度、货币、信贷和投资的描述都显示了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彻底商业化和货币化。他对债务诉讼记录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曲折的债务循环图象，这种债务循环把乡村地区同城市里的各种有钱有势的人联系在一起”（masters1988：156一167）。另外，马斯特斯还强调婦女独立而活跃地参与奥斯曼帝国经济活动的表现。
在东南亚，印度穆斯林商人和其他商人也占据着稳固和不断壮大的地盘。马来族和其他民族也形成自己的商业金融制度结构，并且允许来自西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后来的欧洲人和来自北方的中国人进入这些结构。
中国
毫无疑问，中国人（和日本人等等）与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有联系。而本书的一个论点是，他们在生产领域占有一种优势地位。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的一部分远程对外贸易。在这方面，当然正如王庚武（1990：402ff）所说，“中国人与其他贸易民族一样从事远洋贸易”。尽管明朝政府加以限制，但华南地区仍继续与海外通商，“海外华人”群体和外国人都参与这种贸易。特别重要的一批海外华人，尤其是在长崎、马尼拉和巴达维亚定居的“福建人”（hokkens——闽南语）都从事中国贸易。
但是，中国国内肯定也有必要的和互补的生产、商业和金融制度。有意思的是，似乎宋元时期的制度基础比明清时期还好（yang1952，ma1971，eivin1973）。但是，柏林（1990：280）认为：“我所看到的所有文献都显示，在中国的流通领域里有一种实际货币和计算货币的空间组织方式，基本上类似于殖民地时期以前的印度、中近东、近代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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