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欧洲以及西属美洲的组织方式。”柏林在更早的一部著作（1983：66）里写道：“南亚在遭受殖民主义侵略之前与当时的中国一样，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使社会、经济和政府的基本面貌有所改观。”当然，这就是说，它们以及欧洲都参与进同一个全球经济的同一发展！因此，当阿布一卢格霍德在评述中国的“商业活动和制度”时很自然地援引了加藤（kato）的话，说“双人’的商会与欧洲的行会很相像。
我们在第2章就已经看到，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伊激可在回顾18世纪以前几个世纪的情况时作了一些总结：
中国的经济已经商业化了。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经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另外的标志是）介入跨地区贸易的钱庄、票号和商会的成长……（以刷地方市场网络的密度增加。……企业家的才干也并不缺乏。这里有一个关于陕西庆阳县如何降低燃料价格的记载。……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前现代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管理大批雇佣工人的新结构。
例如，伊撤可描述了j；1鄂陕三省的制铁厂，那里有六七个冶铁炉的工厂，需要雇佣上千个工人；他还引述了一份当时关于江西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的记载：
万排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日：四时雷电镇。
伊俄可的结论是：
经济上的进取精神到传统中国的晚期似乎还很活跃。人们对于比较价格有敏锐的意识。这明显地体现在它对技术的影响上（例如，随着木柴愈益稀少和昂贵，人们在制盐时用蒸发技术取代熬制技术）。……因此可以推测，对许多或大多数技术的选择都是出于完全理性的短期考虑。
中国南方由于缺少可以建造船舶的优质硬木树，致使木材价格上涨，造船业向木材丰富而便宜的退罗和马来亚转移。
谈到华南的情况时，马克斯（199：77）还指出：“到18世纪中期，岭南的农业经济体系已经大多商业化了，比起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这里有更大比例的粮食进入市场，市场也运转得更加有效。”吴清江也证明，不仅是他专门研究的18世纪的厦门，而且厦门所在的福建省也已经相当广泛地商业化了。另外，他还考察了福建与其他地方之间复杂的贸易和迁移关系，这种关系远及海峡对岸的台湾、沿海而下的广州和澳门，以及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长江流域稻米产区，甚至远及满洲。他不仅分析了政府通过根据季节或其他情况出售储备粮来干预市场、稳定物价的做法，而且认为：“沿海水路网络的港运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救济目的而变得高度商业化了。”（ng1983：13o）至于长江流域地区的商业发展和商业制度，我们在第2章已经根据王国斌（1997）的研究作了论述。
波梅兰茨指出，中国农民把他们的产品投放到市场的比例要比西欧农民投放的比例更大，因此中国农民也比西欧农民更有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农民也比西欧农民有更多的自由参与面向市场的手工业生产。波梅兰茨还证明，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
另外，农业有一种地区专业化的趋势（gernet1982：427－428），经济作物的种植，尤其是桑树种植，更为明显。许多农业生产越来越商业化，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和出口经济。例如，养蚕用的桑叶的价格在早、午、晚都有变化。土地可以买卖，尤其是卖给想成为绅士的商人，结果地主逐渐被称为“财主”。
有一段1609年写的文字或许足以让人感受到当时的一种风气：
出贾既多，士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爱有属，产自无恒。……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但是，中国农业及农产品市场的制度结构明显地适应着生态和经济环境及社会需求的变动，而且比同一时期的英国更有适应能力。在这两个国家，粮食价格都是随着收成好坏而波动。但是，中国南方的粮价波动没有英国那么剧烈，不是因为市场的作用更小，而是因为市场运作得更好！在中国南方，由于种植两季作物而使产量增加，由于加强了水利建设而使收成相对稳定，地方储备和跨地区贸易也使供给得到调节。马克斯（1977a）的比较研究显示：“在消除恶劣气候对其农业经济的影响方面，中国南方的农民、政府官员和粮食商人比英国的同时代人做得更好。”马克斯把这种成功归因于“水利工程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它仓体系和有效的市场机制等，这些都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对中国南方农业收成和稻米价格的影响”——比18世纪的英国更有效。
对中国和西欧各地的市场制度作了许多细致的比较后，波梅兰茨也得出结论：
在我们转向土地和劳动力的要素市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似乎至少与1800年以前的西欧一样符合近代欧洲关于有效的经济制度的观念。……例如，中国在使用劳动力方面与使用土地的情况相似，看来至少与欧洲一样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而且似乎做得更好。……另个中国家庭劳动的使用方式虽然蒙上许多恶名，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方式与西北欧一样很灵活地适应着机会变化和价格信号。西欧最发达的部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口稠密的核。c地区具有共同的关键性经济特征：商业化，产品、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市场驱动的增长，根据经济潮流对家庭生育和劳动配置的调节……
实际上，国家所造成的税收、市场和其他刺激，不仅有助于垦殖新的土地，而且也鼓励千百万人流向劳动力紧缺地区。
另外，波梅兰茨也对中国和欧洲的远程粮食运输作了比较，h者当时都需要由商业机构通过某种市场网络来分配。在18世纪的中国北方，每年的长途粮食贸易养活着600万到1000万的成年男子。这是波罗的海平常时期粮食贸易量的10到15倍，高峯时期的3倍。实际上，运到中国南方一个省的粮食所养活的人就比整个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养活的人还多
伊微可（1973）注意到这些发展也促成和支持了城市化（反之亦然）。除了有一段时间逊于日本外，中国的城市化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宋代两个城市的人口就高达500万（frankandgills1993：且对，转弓i自gernet1985）。伊＃可发现，近代早期的城市化比例为6％到7．5％，城市人口有600万，而这种估算“无疑低估了大城市人口”。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是把首席地位让给了邻近的日本。但是，到1900年，中国城市人口下降到大约总人口的4％，也就是说远低于13世纪的水平。
总之，很显然，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相反，“洲际贸易（也包括大量的地区和地方贸易）中的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理性运作，尽量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不仅东印度公司和利物浦奴隶贸易商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或马拉巴尔胡椒种植者、印度商人或非洲的奴隶出口商都是如此”（steensgaard1990c：16）。因此，后来的欧洲中心论对亚洲人和非洲人的贬低（或波拉尼式的抬高）是没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肯定没有受到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体利一官僚社会”（魏特夫）、缺乏“理性’城甚至非理性（韦伯，桑巴特）等等的压制。所谓的“再分配社会”（波拉尼）或其他的所谓“传统社会”（勒纳、罗斯托以及各种现代化理论家）的说法也是无的放矢。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近视病也传染了那些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人。例如，沃勒斯坦主编的（评论》发表了托尼·波特（tonyporter1995）的一篇隐含着新意的文章。波特沿着安格斯·卡梅伦（anguscameron）的思路，确定和分析了从公元1000年至今这整个时期里的长波“逻辑曲线”周期，描述了这些周期中的“全球”金融和霸权，也包括“世界生产”。可惜的是，他使用的“世界生产”的数据取自乔舒亚·戈德斯坦的著作（1988），而后者所谓的“世界”仅限于欧洲。这无关紧要，因为波特所谓的金融制度和“霸权”也无关紧要。事实上，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中也有重要的金融制度和创新，也有经济周期，但是没有霸权。而波特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事实。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和第2章指出的，他所分析的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与亚洲的金融制度紧密相连的，是依附于亚洲的金融制度的。波特在提出他的“全球金融创新模式”中几乎无视亚洲，从而也败坏了他对欧洲的“实际”历史以及欧洲所谓独立的“世界经济”的分析。遗憾的是，齐奥瓦尼·阿里基问994）的著作《延长的20世纪》也是如此。这部著作本来可以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荣获大奖，但也不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完全专注于欧洲的金融创新（见本书第6章的评论）。
这一切对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留待总结性的第7章来探讨——我们先要考察更多的否定这一命题的证据，因为这一命题本身与它的传播一样是十分可疑的。
总的来说，这一章考察了全球各地的人口、生产、收入、生产力、贸易、技术以及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主要地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经济的市场结构和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产物。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再者，历史地看，我们的考察表明，与欧洲制造出来的流行“见识”相反，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性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的“见识”不过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相反，哪怕是稍微作些充分的研究，就必然会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和同时的发展所派生的结果。这正是后面几章要论证的内容。
为了总结我们的“比较”分析，在我们进行全球分析之前，不妨看看另一位考察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时间表的学者的结论。罗兹·墨菲为了估量东方和西方的相对“效率”，对军事实力、经济繁荣和扩张、技术发展和政治凝聚力的总和作了评估：
大概从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开始，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达到了一种上升状态，这个时间很可能与亚洲大部分传统（原文如此！）秩序的效率出现下降状态的时间吻合。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重叠构成了对立模式。
墨菲画了一条“西方’的上升曲线和一条“亚洲”的下降曲线，二者在1815年交叉。在印度的交叉点稍早一点，在1750年前后或更早一点，而在中国的交叉点晚一些。也就是说，墨菲对亚洲和欧洲的总体“效率”的这种印象主义的但完全独立的估计也支持了本书的论点：至少到1800年，亚洲在世界上还占有优势。
以上的论述只是构成了后面分析的基础。在第5章我们将分析世界经济的各不同部分是如何同时回应同样的、往往是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力量。这种分析又为我们在第6章的探索作了准备；亚洲各经济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同时衰落了，西方如何和为什么不仅仅是相对于亚洲而“兴起”，为什么说这种兴衰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力量，这些力量仅仅是在19世纪和周世纪才颠倒了东西方关系，而且从现象上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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