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没有引用的估算结果十分接近。我之所以没有引用那些估算结果，是因为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地区划分方法（例如，把俄国的亚洲部分都划入“欧洲”）。但是，我对所引用的估算结果中的关键的1750年的数字进行了核对，主要是把它们与约翰·杜兰德（1967，1974）对许多人口数字的评估加以对比，另外还参考了雷纳·麦肯森和海因策·韦沃（1973）所引用的沃尔夫冈·科尔曼（1965）的研究成果。
这些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增长的估算基本上都显示了同样的重要历史进程，因此我们使用贝内特（1954）的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世界（以及欧洲）人口在14世纪下降，从1400年起又恢复了向上的增长。世界人口在15世纪增加了大约20％，在16世纪增加了大约10％（这里引用的数字都是表4．1中的总数的百分比约数）。但是，减去美洲在哥伦布到来之后的人口急剧下降后的数字（这些表格都低估了这种情况，可比较本书第2章中引述的减少90％以上的数字），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在16世纪依然增长了16％。接着，世界人口加速增长，在17世纪增长了27％，除去美洲不算，则增长了29％。17世纪中期似乎是一个转折和进一步加速时期，因此，从1650年到1750年的这一百年，世界人口增长了45％。世界人口发展中的这些重大增长得到生产同步增长的支持，而正如第3章所论述的，生产的增长则是由于世界货币的供给和分配的增长促成的。
这种人口增长的地区分布和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相对快一些，分别达到53％和28％，因此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从1400年的12％上升到1600年的18％。但是，在此之后直到1750年，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9％，到1800年才增加到20％，到1850年增加到23％。但是，与此同时，从1600年起，亚洲人口增加得更多，增长速度也更快。根据贝内特的估算，在15世纪和16世纪，亚洲人口已经占世界人口的大约60％，然后增加到1700年的65％，1750年的66％，1800年的67％。原因在于，人口本来就很稠密的亚洲平均每年人口增长0．6％，而欧洲平均每年仅增长0．4％。根据李维一巴齐（1992：68）后来计算的数字，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0．3％。也就是说，比较而言，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仅为亚洲的一半或2／3，亚洲的基数本来就庞大，当然增长的绝对数字就更大了。克拉克（1977）也肯定亚洲人口的这种快速增长。按照他的估算，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500年大约为54％，在1600年和1650年为60％，在1700年、1750年和1800年为66％。麦肯森和韦沃（1973）和杜兰德（1967，1974）也认为，1750年亚洲所占的比例为66％。
另外，在亚洲最重要的地区和经济体，人口增长得更快。在中国和日本，从1600年到1700年人口增长了45％，从1600年到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则增长了90％，在同样的两个时段，印度人口的增长分别为47％和89％，而整个亚洲则分别为38％和74％，欧洲仅仅为29％和57％。克拉克的估算（见表4．2）显示人口增长速度有一种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印度从1600年到1750年增长100o，中国在度过17世纪中期的危机后（见第5章），从1650年到1750年也增长100％，而在相同的时段，欧洲仅分别增长56％和44％。只有亚洲其他地区，即中亚（部分地由表4．1上的俄国亚洲部分来代表）和西亚、东南亚的人口增长较慢，分别为9％和19％。贝内特估算，东南亚人口在1750年为2，800万，在1800年为3，200万，克拉克的估算则分别为3，200万和4，000万，但显然是把锡兰包括在内。即便如此，杜兰德（1974）还是认为克拉克的数字太低了。因此，在1600年一1750年这段时间，按照贝内特的估算（表4．1），东南亚人口增长了33％，而按照克拉克的估算（表4．2）则为100％，即与中国和印度一样。根据第2章的考察，东南亚与中国和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后一个数字似乎更合理。按照杜兰德（1974）的意见，东南亚的人口增长速度还应该更高一些，在1600年一1750年／1800年期间，应该比欧洲要高出许多。
因此，只有西方，或许还有中亚和非洲的人口增长比较慢；当然，美洲是负增长。在1500年到1800年的这三个世纪里，非洲总人口稳定在9000万（根据另外一些人的估计，包括表4．2的估算，非洲人口稳定在1亿），因此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由于“哥伦布接触和交流”的后果，美洲人口绝对地下降了，至少下降了75％（根据第2章所引述的更精心的估算，下降了90％）。因此，美洲人口在1500年到1650年的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也下降了，1650年到1750年仅有缓慢的回升。
总之，尽管对于现有的人口估算有各种不同的修改意见和疑问，但是可以肯定，从1400年到1750年，甚至到1800年，m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同一时期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估算数字，但是可以推测，亚洲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才能支持这种人口增长。那种认为亚洲的生产或人均收入保持稳定或相对于欧洲来说下降了的理论上的可能性，根据我们在第2章中的考察是似是而非的，而且也不能获得实证的支持。下面有关世界』总产值和地区比较产值、人均收人的估算将进一步否定这种论点。
当然，我们很难获得有关这一时期的全球生产和收入的准确数据，这一方面是因为很难找到和统计这种数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少有人想做这件事情。不过，毕竟有一些学者殚精竭虑地对18世纪的一部分情况作出了估算。他们是想用这些估算数字作为基线来评估人们更感兴趣的在此之后的西方和世界经济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说就很不错了，因为这些估算至少提供了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接近结束之时的世界和各地的生产和收入的某些线索。
布罗代尔（1992）引用了保罗·拜罗克关于1750年的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估算。按1960年的美元计算，175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1，550亿美元，其中1，200亿美元或77o的产值出自亚洲，350亿美元的产值出自整个“西方”，即欧洲和美洲，还包括俄国与日本——拜罗克在估算时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为了强调后来“西方’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日本和俄国西伯利亚部分重新划回亚洲，那么亚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肯定超过80％。拜罗克本人认为，在1750年的1，48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1，120亿美元即76％出自今天的“第三”世界，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另外350亿美元的产值即24％出自今天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日本。拜罗克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1800年所作的估算是，世界总产值为1，830亿美元，其中l，370亿美元即75o出自今天的欠发达世界。只有470亿美元，即只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3％出自今天的工业化国家（bairochandlevy－leboyer1981：5）。到半个世纪以后的186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为2，800亿美元，出自今天的“第三”世界的产值为1，650亿美元，即将近60％，出自现在的发达国家的产值为1，150亿美元，刚刚超过40％（参见bairoch1992：534）。
显然，在1750年和1800年时亚洲的生产要庞大得多，而且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也强于欧洲和美洲加在一起的力量，尽管后者能够从美洲和非洲获得金银。如果我们确定亚洲在18世纪，即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能够生产出大约世界总产值的80％，那么我们只能推想在这四百年的开端或中期会是怎样一种比例。由于在这四百年间亚非地区和欧洲再加上美洲都是按照同样的速度发展，因此原来各地所占的比例与后来一样？因为欧洲的发展较快，而且它的美洲殖民地也添加了产值，因此欧洲原来所占的比例更低，而亚非地区所占的比例更高？但是，前面5；证的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数字会使我们否定这两种假设。相反，15世纪时亚洲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比较低的，然后才逐渐上升，这是因为亚洲各地经济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比欧洲增长得快。前面有关相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数字，第2章和第3章中的许多资料以及我们关于欧洲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亚洲的论证，都支持这最后一种假设：亚洲的生产也比欧洲增长得快！另外，如果说欧洲的通货膨胀率和物价都高于亚洲，那么它们或许也造成了一种直线上升的偏见，使拜罗克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得出西方高于东方的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亚洲和欧洲、美洲之间在实际产值与消费方面的差距可能要比80：20的比率还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估算都证实，1750年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而亚洲的产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2／3的亚洲人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而占世界人口1／5的欧洲人仅生产出其余1／5产值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是非洲人和美洲人的贡献。因此，在1750年时，亚洲人的平均生产力大大高于欧洲人！毋庸置疑，最能干的亚洲人在中国和印度，那里的人口也增长得更快。他们的生产能力应该比欧洲人更强出许多。在日本，从1600年到1800年，人口只增长了45％，但是农业产量翻了一番，因此生产力肯定有重大提高。到1800年，日本和英国的棉纺工人的工资、国民的平均收入、平均寿命和身材的高矮都差不多，但是到19世纪初日本的平均生活质量可能高于英国。
再有，拜罗克估算，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28美元，高于他对担世纪英国和法国若干年份的估算，因为后者在15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到18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人均170美元，当然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也下降了，而且很可能在18世纪后半期已经下降了（braudel1992：534）。
实际上，所有的人均收入估算也否定了一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偏见。那些人认为，亚洲占有较大的经济比重只不过反映了亚洲人口比欧洲多。拜罗克（1993）考察了各种对世界范围人均收入差异的估算。他发现，迟至1700年到1750年期间，世界范围的最大差异是1到2．5。但是，他也提到西蒙·库兹涅茨较近的估算（1到2．4），戴维·兰德斯的估算问到2．2和2．6），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1到1．6或1．3甚至1．1）。他还考察了另外7种估算，包括18世纪学者的看法，最后得出一个估算数字为1到1．1，或者说，世界各地的收入或生活水准实际上相同。
或许，最重要的生活水准“指数”——预期寿命——在欧亚各地大体上差不多。如果说70岁以上的老人到处可见的话，中国的这项指数确实不低——1726年，将近1％的人口超过70岁，其中还有超过100岁的老人。
按照麦迪逊（199：10）的估算，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但是，拜罗克发现，1750年时，欧洲生活水准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低于中国。他在1977年的著作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见本书第1章）。而且，他估算，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bairochandlevy－leboyer1981：14）。何炳棒（1959：263，213）的人口研究著作早已提示，中国在18世纪的生活水准呈上升趋势，农民的收入不低于法国，肯定高于普鲁土和日本。吉尔伯特·罗兹曼（1981：139）也作了“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前现代阶段，中国人至少与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很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有意思的是，在糖的人均消费方面，中国似乎高于欧洲；要知道，中国只能利用自身的资源来生产糖，而欧洲能够从殖民地奴隶制种植园廉价地进口糖。在论述印度的情况时，沃勒斯坦（198157一158）引用了哈比布、斯皮尔（percivalspear）和德塞的成果。这些成果都证明，17世纪印度的人均农业产量和消费水平肯定不低于、可能还高于当时的欧洲人，而且肯定高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印度人。但是，波梅兰茨（1997）则认为，当时欧洲的消费水平高于亚洲人
也就是说，现有的各种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前面对世界贸易的论述都证明，至少到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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