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与“西方”任何部分或整体相比，亚洲及其各地经济体都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中更拥有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nao如果不能把这种情况完全归因于亚洲的庞大人口——正如亚洲的人口与其产值的比率及人均收入的数字间接证明的——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关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大量直接证据能够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对此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论述。再有，技术和经济制度也促成了亚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两节加以讨论。
（2）生产力和竞争力
关于亚洲的绝对和相对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尤其在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方面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直接的证据。乔杜里指出：
即使是在前机器时代，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能表明一个社会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看，在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拥有亚洲最先进和最复杂的经济。
不仅是亚洲的，而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
显然，在17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亚洲之所以吸收大量的白银以及一部分黄金，主要是由于国际生产成本和价格上的相对差价造成的。直到19世纪欧洲大规模使用机器以后，生产成本的结构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欧洲才能克服价格差异的影响。（chaudhuri1978：456）
但是，也有人指出，印度纺织业的竞争力主要不是缘于更先进或更复杂的机器生产设备。卡纳卡拉塔·穆昆德（1992）认为，印度人的优势在于其（手工业）工人的高超技艺。而这则部分地缘于各种生产过程中的高度专业化和细密分工。再者，印度的竞争力也依赖于一种灵活的组织结构，后者能够根据出口市场对纺织品的规格样式的需求变化而迅速地作出调整。另外，在种植优良的长绒棉方面，在印染技术加工方面，印度也处于领先地位。最后，由于食品和工资低廉，生产成本很低；而这是由于印度的农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这些食品。
乔杜里对亚洲的一些工业生产作了如下概述：
可想而知，亚洲文明的三大手工业是棉丝纺织品，包括首饰在内的金属制品以及陶瓷器m的制造业。另外还有许多次要的手工业，也都具有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的全部特征；它们生产爆竹、砖瓦、乐器、家具、胭脂、香水等等，这些都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现存的历史资料，无论涉及加工过程的还是关于分配体制的，都明明白白地显示，亚洲的大部分手工业都包含有一系列中间环节，而职能的划分既是社会职业的划分，也是技术上的分工。在纺织业里，一块印花布或平纹细布需要经过棉农、采摘1、轧棉1、梳棉l、纺纱1、织布1、漂白1、印花1、画图工、轧光工和修补工等一系列工作才能到达公众手里。……用金属制成的文物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目录。农业器具，建筑物的金属扣栓、金属门和金属锁，炊具，厚重精致的兵器，宗教用品，钱币和首饰……在亚洲各地都形成活跃的贸易，以各种方式买卖粗布、陶器、铁器和铜器。平民百姓和达官贵人都购买这些简单的日用品。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税卡官员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有一个人总是推着一辆什么都不装的手推车通过边界。后来收税官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在走私手推车！实际上，这不是笑话，而是严肃的生意：大多数货物，无论产地是哪里，也无论是在亚洲各个口岸之间进行的合法贸易还是非法贸易，都是用亚洲的船只运送的，而这些船只是用亚洲的材料，西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工，亚洲的资金建造的。因此，船舶、军舰和港口的建造、维修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本身就已经是亚洲各地的一项主要的持续发展并不断扩大的“无形”产业，可能直到19世纪汽船出现为止，欧洲所有的小打小闹的觊觎者都难以望其项背。
另一个类似的“无形”产业是包括采矿和铸造在内的铸币业。这些钱币主要是用于本地、本地区和本国，但也有许多是为出口铸造的。金、银、铜、锡、铁等等金属钱币、条块等形状的钱币、贝壳、巴达姆等通货（包括纺织品）的生产、鉴定和兑换，是国家和私人企业的大生意。柏林（1993）等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大体上说，人们可以按照表面价值或重量接受钱币，但并不总是如此，尤其在它们贬值时；对金银条块必须作重量和纯度的鉴定，这意味着一种商业成本，但也给国家或私人企业提供了另一个商业机会。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在出口大量贵重商品和进口大量白银方面，一马当先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但是，印度似乎也没有被甩掉多远，也是重要产业中心的聚集地，尤其是棉纺织业。印度也进口大量的金银，尤其是黄金（印度是黄金的“秘窖”）。我们已经在第3章中反驳了那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亚洲人接受金银是为了把它们囤积起来。相反，亚洲人之所以挣得金银，首先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更勤奋，更能干；而新增添的金银则接着在亚洲促成了更大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生产。
西亚凭借着自身的产业基础，如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再加上转运亚洲其他地区与欧洲之间的商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东南亚和中亚也是一派繁荣气象，主要是依赖两地之间的金银和商品流通，其次是由于东南亚当地生产丝绸并向日本出口。
欧洲人能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很少，因此主要是通过参与亚洲经济本身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欧洲的利润主要来自在众多市场之间，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进行金银、货币和商品的多边交易。过去，没有一个大国或它的商人能够同时在所有的市场展开活动，或者说能够把自己在这些市场之间的活动组织成这样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连贯系统。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们控制了巨大的金银供给来源。他们的海上能力长期以来是一个很小的非决定性因素；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他们的帝国的或私人的商业公司在组织上也与竞争对手没有什么两样。在16世纪和16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至少从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这一点的。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第2章和第3章已经证明，实际＿，由于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这就导致了长期的支付赤字，从而也导致了金银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只有用欧洲在美洲的殖民主义势力范围才能解释欧洲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中还能生存，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欧洲就无法弥补它与亚洲的商品贸易的巨大赤字。即便如此，欧洲也从来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贫穷可怜的欧洲人的梦想，因为正如一个荷兰商人在1632年向国内通报的：“我们不是没有找到商品……而是我们没有造出购买它们的金钱”（braudel1979：221）。这个问题直到18世纪末、尤其到19世纪才解决，此时金钱的流向终于颠倒过来，从东方流向西方了。
（3）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贸易
根据前面对亚洲的人口、生产、生产力、竞争力、本地和地区贸易以及各方面的持续增长的情况的论证，人们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国际贸易是被亚洲主宰着。但是，有一种神话却愈演愈烈，那就是，世界贸易，即使在亚洲，也是由欧洲人创造和主宰的。我们现在举出一系列理由来反驳这种神话。
葡萄牙人以及追随其后的普遍的欧洲人“迷惑”了历史学家，使后者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欧洲人身上，完全夸大了他们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正本清源，这种对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盲目迷恋，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他们留下了有关亚洲贸易的大部分记载。当然，这些记载更多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活动和利益，而不是亚洲合伙人和亚洲竞争对手的活动与利益。
但是，在对待亚洲贸易中欧洲人的活动的问题上，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驳。莫兰（moreland1936：201）在他那部现已成为经典的《柳度简史》中指出：“葡萄牙人在印度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接下来的猛烈炮火出自一位原先在印度尼西亚任职的荷兰官员范勒尔（1955）。他用一系列的论断批驳了当时依然盛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
亚洲的国际贸易的总体格局基本上维持着原样。……当时的葡萄牙人殖民统治并没有给东南亚的商业带来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日本人道罗人。爪哇人印度人…以及阿拉伯人所经营的贸易超出葡萄牙人的贸易许多倍。……各地的贸易继续安然进行。……这条亚洲内部的重大贸易路线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凡是声称18世纪（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有一个欧洲人的亚洲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范·勒尔进一步断言：“远东的葡萄牙帝国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想象。”而且正如梅林克一罗洛夫斯（196）反复指出的，这种想象不得不向事实屈服。梅林克一罗洛夫斯捍卫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因此她在悉心写成的学术著作中驳斥范·勒尔的观点。她明确地宣称，亚洲贸易中的欧洲势力比范·勒尔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要早得多。但是，她本人的论证以及她对葡萄牙人的影响的一再否定，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范·勒尔的观点：只是到1800年前后欧洲才开始超过东方”（meihnk－roelofsz1962：10）。她本人的研究局限于东南亚一隅，而那里是亚洲受到欧洲影响最大的地方，但是她表明，即使在那个地区，当地的和华人的贸易也能抗拒荷兰人的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乔杜里（1978）、达斯·古普塔和皮尔逊（1987）、阿拉萨拉特南（1986）以及雷乔杜里和哈比布（1982）——肯定了范·勒尔的论点：当时的亚洲贸易是一项繁荣昌盛的事业，欧洲人只是作为附加的次要角色跻身于其中。
亚洲的胡椒生产仅在16世纪就翻了一番以上，而大部分是被中国人消费掉的（pearson1989：40）。只有较少的一部分，肯定不到1／3的胡椒出口到欧洲；1503年，由亚洲人从陆地上穿越西亚运输的香料比葡萄牙商船绕好望角运送的香料多15倍，甚至到1585年从红海路线运输的香料也是绕好望角运输的香料的4倍（dasgupta1979：257）。虽然海上运输是葡萄牙人的主业，但是摩鹿加丁香被他们运到欧洲的从未超过15％，而东南亚的胡椒农其他香料则大量地出口到中国。另外，有些挂葡萄牙旗的船只实际上是属于亚洲人的，他们挂这种“便利旗”是为了在某些口岸享受葡萄牙人才能享受的低关税。葡萄牙人施展军事和政治的强硬手段来“垄断”贸易和勒索关税，因此他们在亚洲贸易中所占份额虽小，获得的利润却占他们总利润的80％，只有20％的利润出自他们所开辟的好望角南路贸易（dasguptaandpearson1987：71，78，84，90；subrahmanyam1990：：361）。这可以从1580年出版的一本资料详细的葡萄牙文书籍中得到具体证明。该书以葡萄牙克鲁扎多（金币名称）为计算单位记录了各条商路和各次航行的利润。在路程较短的澳门一逞罗、澳门一帕坦（印度地名）、澳门一帝泱的航线上往返一次，利润为1，000克鲁扎多；在澳门一类他航线上往返一次，利润为6，000到7，000克鲁扎多；在果阿一马六甲一日本航线上往返一次，利润为35，000克鲁扎多。相比之下，在里斯本一好望角一果阿航线上往返一次，货主仅有10，000到12，000克鲁北多的收入，船长也仅有4，000克鲁扎多的收入（见lourido1996a：18－19）。
日本的白银出口贸易对于葡萄牙人十分重要，但是，从1600年到1620年他们在这种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未超过日本出口总量的10％，只是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37％的最大份额（dasguntaandpearson1987：76）。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甚至在16世纪葡萄牙人对亚洲的“渗透”达到顶峯之时，古吉拉特的贸易由他们经手的也只有大约5％。虽然他们的大本营设在果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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