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在医学方面，接种预防天花的原理和做法都出自印度。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印度还出口造船、纺织和冶金方面的科技。
与之类似的是，纳斯尔（1976）、阿赫曼德·哈桑和唐纳德·希尔（1986）撰写和编纂了自古以来伊斯兰世界科技发展和扩散的历史。乔治·萨里巴（1996）提供了许多例子，证明在文艺复兴前后乃至17世纪阿拉伯科学对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这里只须举出萨里巴谈到的一个例子：哥白尼通过文字资料了解阿拉伯的各种学说，而这些学说对他的“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像辛格那样“可以认定欧洲拥有巨大的海陆军事优势”，还是像哈比布那样宣称“即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欧洲在其他领域的技术优势），则是愚蠢之举”，都是没有充分依据的。还是应该像古迪（199）和布劳特（1997）开始做的那样，更谨慎地考察有关亚洲人能力的资料，尤其在这两个领域。辛格撰写的技术史提到的欧洲人占有优势的另一个领域是煤铁业，哈比布和另外一些人还提到印刷业和纺织业。只要稍做研究就会发现，亚洲许多地方的技术要“先进”得多，而且在14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技术还在发展。在全球性竞争更激烈的陆军和海军技术方面尤其如此。而且，恰恰是对这两个领域的比较研究（grant1996）驳斥了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还将从其他方面提出论证。另外，技术上的先进也体现在一些更具有“地方性”的领域，如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铁器业和其他冶金业（包括兵器制造以及炼钢业），造纸和印刷术以及其他的诸如陶瓷业和纺织业的出口产业。
火炮
我上面之所以说“其他的”出口产业，是因为兵器业和造船业也是重要的出口产业。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国的明清帝国被称作“火葯帝国”（mcneill1989）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发展了最新最好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当时世界上凡是能够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负担得起这方面开支的统治集团，都竭力购买或仿造这些武器（pacey1990；另参见本书第5章）。但是，齐波拉（1967）的（火炮与帆船）和麦克尼尔（1989）的《火葯帝国的时代，1450年一1800年）却反复宣称，欧洲的火炮、尤其是装在船上的火炮始终要比其他民族的火炮先进得多。
但是，齐波拉和麦克尼尔也提供了某些相反的证据。他们两人都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技术和实力的发展。奥斯曼人（以及泰国人）擅于兵器制造，欧洲人和印度人都承认这一点，而且模仿、改造和复制奥斯曼的大型和小型兵器技术，以适应自己的环境和需求。麦克尼尔（1989：33）断言：“直到1600年前后，奥斯曼军队在技术上以及在其他军事效能方面一直处于领先行列。”齐波拉同样承认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技术上的这种高水准。乔纳森·格兰特（1996）经过比较研究也肯定这一点。虽然这三位学者都指出，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变得虚弱（因此败于俄国），但是前两位学者还是强调，在18世纪后半期以前，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还不能开始改变亚洲任何地方以陆地为基础的力量格局。
在海上和沿海地区，欧洲人的坚船利炮确实具有某些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但是齐波拉和麦克尼尔也都承认，这种优势还不足以使欧洲人获得他们所向往的任何经济垄断地位。一位奥斯曼君主曾经说，1571年欧洲海军在勒班阳的胜利不过是烧焦了他的一点胡须。16世纪，葡萄牙人利用他们在霍尔木兹、果阿和澳门的基地而侵入阿拉伯海、印度洋和中国海，但这只是有限的和暂时的。17世纪，荷兰人的挺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葡萄牙人，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们也未能在亚洲海域取得垄断地位，甚至在“荷属”东南亚也未能如愿。
欧洲人的枪炮更没有对中国和日本造成重大的军事冲击，倒是在火炮技术方面有相反的传播。在欧洲中心论的神话里，中国人发明了火葯，但不会利用它。李约瑟（1981）已经把这种神话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历数了最迟自公元1000年起中国军队如何广泛地把火葯用于发射器、燃烧器和喷火器。而且，中国人还发展和使用了50多种抛射火箭，其中有两级火箭，在第一级升空后再点燃第二级推进器。最初的火箭发射装置是固定的，后来则改进成活动的。而欧洲人在13世纪末以前还没有把火葯用于军事上，他们只是在东地中海受到火器重创后才醒悟过来。再有，正如杰弗里·帕克描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迅速地采纳和改造外国先进的火炮技术：
火器、要塞、常备军和战船长期以来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军事传统的组成部分。铜炮和铁炮在1300年前后向西传到欧洲，在此之前已经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到1500年，西方制造的——由土耳其或欧洲铸工制造的——铜炮和铁炮比东方的火炮更有威力，也更灵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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