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大概最早是在16世纪20年代随着一支人数众多的奥斯曼使团而传到明代中国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第一次见到西式火器是在16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在福建一带活动的倭寇手中持有这种武器。……在1635年以前，中国北部边疆就采用了西方武器。
欧洲人的“优势”如果存在的话也仅限于海军火炮，而且当时也是暂时的。诚然，或许正如荷属东印度总督科恩在1614年指出的：“不经过战争就不能维持贸易，没有贸易就不能维持战争”（转引自tracy1991：180）。但是科恩是荷兰人，他是想控制几个印度尼西亚的小岛，所遇到的阻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即便在那些地方，荷兰人也与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从未能够对香料贸易实行经济垄断。如果说欧洲人在陆地军事技术方面真的有什么优势，那么这种军事技术没有、也不可能在亚洲任何地方有效地施展——除非它们被直接模仿和改造。曾经有人认为，欧洲人对亚洲的人侵之所以局限于少数沿海港口，原因之一是（与欧洲人在美洲以及后来在非洲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深入到内陆的军事能力。这或许道出了真相。但是，虽然特雷西（1991）及其主编的著作中的撰稿者，如帕克，竭力复兴这种“解释”，他们却对亚洲多数经济体所拥有的更强大的力量避而不谈。另外，正如今天核武器不可能被长期垄断一样，任何武器技术都会迅速地扩散到有钱购买的人手中。
造船业
在16世纪的欧洲，造船业当然属于“高技术”产业之列（pacey1990：72）。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的船舶就更大、更好、数量更多，抵达的地方也更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5世纪初郑和几次率领通商舰队前往非洲。这些舰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远远超过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后者几乎晚了一个世纪，却仍需雇用一个阿拉伯领航员）。另一个例子是1274年元代中国进攻日本的舰队与1588年西班牙进攻英国的“无敌”舰队二者的差异。二者都是被天气而不是被防御者打败的，但是中国舰队拥有了2，000多艘船，而西班牙舰队只有132艘船。
后来，尤其在明代官方政策不再重视海域之后，欧洲的船舶业是否真的超过了中国的船舶业？欧洲人通常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种回答其实是大可怀疑的。李约瑟（196）在《中国科技史》第四卷中对航海活动作了考察，罗南（1986）对此作了概述。他们引述了一个欧洲人在1669年的说法：“中国的船只比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有的船只的总和还要多。这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欧洲人还解释了他为什么确信这个事实（ronan1986：89）。在李约瑟的详尽研究和罗南的概述中还引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航海家和船员的言论，这些人都对中国船舶的质量表示惊叹。另外，李约瑟和罗南还详细列举了中国的船舶技术、航海技术、推进技术、驾驶技术和设备技术。这些技术不亚于或优于其他各国，因此被其他各国所模仿或改造。这些技术方面的创新包括船身的形状、密封仓的分割、排水和作战灭火用的抽水机械。李约瑟总结说：
看来几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显然，中国的航海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全部分析显示，欧洲的航海技术从东亚和东南亚航海民族的贡献中获益之多，很可能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想象。轻视（他们）的态度是过于草率了。（ronan1986：210，272）
实际上，西班牙人甚至在菲律宾购买船只，而且在那里维修他们的船只，利用在他们抵达那里之前就有的技术和手艺。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只是在程度上差一些。
史实表明，南亚的造船业同样如此。与中国和欧洲的造船业不同，印度造船业没有用铁钉来固定远洋船的甲板。如果这仅仅是因为铁相对短缺而昂贵的话，那就说明印度人在采用这项技术时过于节约，因为他们采纳了其他合适的外来技术（sangwan1995：139）。他们采用的是纤维结和捻缝技术。由于这种种原因，印度造的船更结实耐用，当时的欧洲人就赞扬印度船的质量——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凯萨尔（1982：22）和桑万（199：140）援引的言论。另外，欧洲人购买了许多印度船，既是因为这些船更结实耐用，又是因为它们比欧洲船便宜，1619年时，一艘500吨的船大约能便宜1，000英镑（qaisar1982：22）。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孟买经营自己的船坞（从苏拉特招募造船木工），在1736年以后在孟买和印度其他地方建造大船。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荷兰人早在英国人之前就这样做了；实际上，阿姆斯特丹为了保护自己的造船业而禁止荷兰人购买印度大船。印度的造船成本比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低30％到50％。另外，印度制造的船只更适合在印度洋水域航行，它们在印度洋的使用寿命是欧洲制造的船只的两倍或三倍（barendse1997：chap．l）。在18世纪最后20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海军至少在印度订购了70艘船，在19世纪初的20年里订购了大约300艘船。当时就有人指出：
我们确实发现有许多原因资使我们在这个国家建造船舶。这里的木材、铁制品和木工都十分便宜。这里的活儿比英国做得更实在，各个部件做得更得当，它们与甲板一样只需要用绳索和白噩。
萨特帕尔·桑万（1995140）的结论是：“这个时期印度造的船与世界任何地方造的船相比，质量毫不逊色，甚至技高一等。”爱德蒙·戈斯也同声相应：“说他们建造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船只，并非言过其实”（转引自barendse1997：chap．1）。它们一般不会装配火炮。然而，由于竞争的需要，装配火炮的船逐渐增多了。为了吓唬海盗，有些印度船只建造得很像是欧洲战舰（bar。ndse1997：chap．1）。总之，正如佩西指出的：
因此，亚洲以高超的制造技术而著认。到18世纪初，印度的某些（造船）技术明显地优于欧洲同行。…，印度人和欧洲人相互学习的热忱简直令人瞠目。……欧洲人对印度和菲律宾造船业的依赖也是西方人剥削亚洲的知识和技能的一部份。
尽管哈比布对印度的技术水平在总体上持怀疑态度，他（1969：15—16）也承认，印度造船业曾经发生过“一次没有载入史册的革命”，在某些方面优于欧洲。但是，他依然断言，这并不能消除他所谓的落后差距。
毫无疑问，亚洲人也利用和改造欧洲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甚至利用欧洲技术人员。这反而证明，与其他领域一样，竞争性的航海业编技术进步与发展是世界性的，是由世界经济推动的。另外，“只要还有‘替代性的’或‘适用的’本地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满足印度人的需要，欧洲的同类技术就会被置于一旁”。
印刷术
印刷业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项重要产业，而且因为它是传播知识、传播科学与技术的服务性产业，它还反映了文化的“理性程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因此，中国发明和使用活字版印刷术比其他地方早五百年，其意义也就非同小可了。彩印在中国始于1340年；五色彩印始于16世纪80年代，17世纪和18世纪在中国和日本广泛采用（流传之广肯定超过西方）。金属活字版印刷始于朝鲜，很快就传到其他地方，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未能进入伊斯兰世界。正如布鲁克（1998）指出的，中国的印刷技术严格地说可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印刷、发行和识字程度都得到大发展，肯定造成了比欧洲广泛得多的影响——甚至包括伪造纸币，直至明朝政府废止纸币的流通。
纺织业
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部门显然是纺织业。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世界经济中中国、波斯和孟加拉丝织业的优势地位以及印度棉织业的主宰地位。它们都是制造业中质高价廉的产业，比起军火业和造船业来，它们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纺织品生产也把农业、机器制造业、运输业。植物染料业、矿产化学工业以及金融业联系起来。为了生产和出售物美价廉的纺织品，就必须在这些产业中实行生产竞争与合作。印度则是其中的校校者。
另外，止步不前必然失败，必须通过不断地改进技术和降低成本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至少在1400年到1800年这4个世纪里，印度保持了竞争优势。印度还输入新的技术，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输入印染技术以及熟练工人。莫卧尔时代的一部著作列出印染45种色调的77种不同的工艺。印度还与中国和波斯交流陶瓷业的新技术。英国人也向印度学习基本的印染技术。
奇怪的是，哈比布（196）虽然承认印度人并非从来就抵制技术变革，却仍然贬低印度的技术水平，甚至否认印度纺织业的技术进步。维甲亚·拉马斯瓦米（1980）考察了有关哈比布提到的一些纺织技术的资料后指出，印度采纳这些技术的时间比哈比布设想的要早得多。拉马斯瓦米的结论是：
至少在（印度）纺织业领域，把技术的发展说成是突然的迸发，说成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成是16世纪从欧洲引进的，实在是大错特错。印度的工业不仅有技能专业化和劳动成本低廉的优点，而且正如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阐述过的，当地的纺织技术也在逐渐地发展，并且融进了某些引进的技术。
毫无疑问，在纺织业这项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产业里，世界任何地方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对生产技术的选择都要参照其他地方的情况加以决定和改变。我们在第6章将对英国工业革命、尤其是纺织业的动力作更深入的考察。
这里我们仅需引用佩西在这方面的论述（他则引用了布罗代尔的论述）：
印度的纺织业有充足的劳动力，工资又很低廉。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促使印度商人实行生产机械化的刺激。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这种刺激“迂回地起作用”。英国为了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花布竞争而发明了新机器，另外还引进了印染技术。……由于在英国有了许多新的应用方式，在印度、伊朗和土耳其使用了多少世纪的技术在英国得到迅速的扩展。（pacey1990：121，120）
我们在第6章讨论英国工业革命背后的世界经济竞争时将会再回到布罗代尔的论点。我们将会看到，与今天东亚各个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英国是借助保护主义和其他对国内棉纺织业的刺激，通过实行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而开始工业化的。然后英国推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出口的棉布占英国总出口的1／4，到1850年占总出口的一半。
冶金、煤炭和动力
人们通常认为，欧洲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冶金业和相关的煤炭开采及作为燃料和机械动力的使用方面（包括在煤矿使用的机械动力）。首先应该指出，这种发展只是在19世纪才成为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还没有如此大量地使用煤炭。只要人们还能普遍地获得木炭，而且价格低廉，就不会用更昂贵的煤炭来取代它。在不容易获得煤炭的地区，尤其是南亚，更是如此。在英国，在18世纪前半期木炭价格大大上涨，而到该世纪中期，煤炭价格下跌，从而使得人们用煤炭和木炭来炼铁的成本变得比较低廉了。
中国也早就使用煤炭，如果说他们没有很重视它，可能是因为成本上的考虑，肯定不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技术。因为中国人早就在许多类似的技术方面发展得无与伦比，例如水利工程以及修建和维护广泛的运河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的技术。正如波梅兰茨（1997）指出的，遗憾的是，与英国不同，中国的煤炭富矿远离工业中心。另外，他们的木炭炼铁技术领先其他地区多少个世纪。
在16世纪和17世纪，炼钢技术也在日本、印度和波斯得到高度发展。有一些资料显示，1790年英国进口印度的伍兹钢di样品，经过专业实验室的化验，发现其质量与瑞典生产的钢不相上下，而优于英国当时生产的钢。另外，18世纪末印度有1万个冶炼炉，其中许多冶炼炉能够比英国谢菲尔德的冶炼炉更快（用两个半小时而不是四个小时）、更便宜地生产钢铁。
亚洲虽然人力丰富，但有些地方的劳动力并不便宜，因此机械装置，也包括金属部件得到发展和应用。中国、印度和波斯都使用水车或水磨；这些水车和水磨为灌溉、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提供了动力。亚洲许多地区在水利和农业的其他改良措施方面，在农田的开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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