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欧洲吗？否！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以及吉尔斯和我（1992；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探讨了它在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的反响——这种衰落导致了本书探讨的这个时期。再有，印度历史学家乔杜里也谈到布罗代尔把13世纪和14世纪柬埔寨的衰落归因于生态变化，并且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也在同一时期荒芜了。他还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锡兰在大约1236年后突然的灾难性毁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僧伽罗人的衰退不是独一无二的。从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是亚洲许多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一个时期。…毫无疑义，在印度洋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几乎毁灭性的人口灾难。…这些事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们再进入到本书研究的这个时期。琳达·达林在考察奥斯曼帝国与另外一些地区的事件时写道：“我们应该把在这些不同国家同时发生的这些潮流当作进行新的研究和概括的一个出发点。这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表面相似，而是具有结构上的联系。”
与之相似的是，斯廷斯加尔德在谈到整个欧亚大陆时说：把16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金融动蕩说成是一种巧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能发现的相互联系是金银存量的增加以及与之伴随的金银在欧亚大陆的不平衡流城
斯廷斯加尔德还指出，贝利（c．a．bayly）也发现“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学明显地出现相似的模式，而作者们往往并不知情，否则就能够帮助他们分辨出这种超出欧洲帝国的18世纪危机的原因”（steensgaard1990c：22，转引贝利的话。但没有注明出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塔尔。阿里认为；
难道所有这些现象都纯属巧合吗？在我看来，肯定同一命这恰恰在同一时间征服了印度和伊斯兰的广大世见但又归因于各个地区的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各种混杂的）因素，这似乎有些强辞夺理。即使我们的探索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应该看一看是否能发现造成这些稳定程度不等的帝国统统瓦解的某些共同因素。（ah1975：386）
第6章将讨论为什么阿里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巧合，我的解释是什么，与阿里的解释有何不同。我还将考察“东方的衰落”和〖JingDianBook.com〗“西方的兴起”的原因和后果。不过，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为此奠定一个基础，先来探究乔杜里、斯廷斯加尔德、达林和阿里提出的上述问题和建议。在利用弗莱彻提出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时，他们还能成为我们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向导。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横向整合的历史方面进行了创新的尝试，其中包括戈德斯通（1991a，b），一些研究“17世纪危机”的学者，研究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马克·梅茨勒（199），吉尔斯和我（frankandgills1993）。下面我们对其中一些尝试作一简略的评述。
2．研究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1)人口一结构分析
戈德斯通（1991）的“人口一结构”分析是沿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个创新尝试。他考察了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几个时期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代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政府崩溃或内乱。他证明在整个欧亚地区有一种普遍的和重复的周期共振，但是他的人口一结构分析几乎没有涉及国际进程，而是仅限于“民族的”周期性经济进程和其他经济进程，他还特别否定任何世界范围的通货流动进程。戈德斯通解释说：
我的基本结论极其简洁。这就是，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中国和中东的周期性的政府崩溃乃是一个基本进程的结果。……最主要的趋势是，在相对固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人口增长导致了物价变动、资源转移以及农业一官僚制国家难以应付的社会需求的增加。
与其他一些批评者不同，我认为戈德斯通的长时段人口一结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至少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探讨，但是，他把‘17世纪危机”普遍化的说法则需要商榷。我曾写过肯定的书评（1993b），下面还会谈到我的一些批评意见。我对他否定短时段的货币因素的说法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完全能够配合甚至强化他所分析的长时段的结构一人口因素。
（2）有一个“17世纪危机”吗？
人们对所谓的“17世纪危机”作了大量的思考、讨论，也作了某些分析。有许多著作都论述了它在欧洲的情况或起源。关于“危机”的准确起迄时间，它是否超出大西洋经济体的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否可能与一个“小冰河时期”有关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危机包括根食歉收和饥荒、扶病机、以及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蕩。有证据显示，在从1620年到1690年的17世纪的70多年间，在某些时候——但不总是同样的时候——在欧亚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气候、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
另外，戈德斯通（1991a）准确地指出，在16世纪，人口急剧增长，但粮食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结果至少在明代中国（164年）、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结构危机和政治动乱，甚至导致政治崩溃的局面。在欧洲，整个地中海地区，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衰落了。
在此有必要重新考察“17世纪危机”是否具有世界性，尤其是否包括亚洲在内，是否真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至少是否长达半个世纪。换言之，“危机”是否基本上局限于欧洲（但是，尼德兰此时却在经历“黄金时代”）以及其他某些地区；亚洲的危机有多长时间，是什么性质？这些问题及其答案对于我们的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有如下原因。首先，任何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都必须考察这个时期，不仅是进行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而且也因为它能揭示什么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在世界各地起作用。如果危机真的是全球性的，要么是因为世界性周期的下降‘b”阶段（康德拉捷夫的术语）在起作用，要么是或者同时是因为像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欧洲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能够把世界其他地区一起拉下水。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亚洲有这种危机，那也就意味着欧洲的事件还没有这种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分量，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17世纪的世界危机。
这个问题的论证对于我们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另一个原因是，这将使我们能够在下一章里考察1400年从亚洲开始的和1450年从欧洲开始的“a”阶段上升持续了多长时间。而这又将使我们能够考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是否持续到近代早期。这方面的证据和论证也将在第6章的分析中起重要作用：为什么“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说法，1989：388）。进一步说，“17世纪危机”存在与否的证据将提供必要的背景，使我们能够考察被确定在厂世纪范围内的危机的时间长度、类型和性质。我特别关注1640年前后20年的危机，并在下一节里加以讨论。
世界性的“17世纪危机”存在与否或波及范围的问题早就成为某些人、尤其是《现代亚洲研究》杂志（1990）一些文章考察和讨论的对象。阿谢德（adshead1973：272）提出了中国17世纪总危机的论点。他认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反响……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也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由此人们提出并考察了一些相关的问题：17世纪是否有一场普遍持久的危机？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有一场持续的危机，它波及什么地方，在世界或亚洲大部分或许多地区是否有这方面的证据？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在世界若干地区，包括亚洲是否同时有一场较短时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答案看来是肯定的，即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危机是否相关？答案看来是肯定的。这些危机能否归咎于戈德斯通所强调的人口原因？那种说法值得商榷。那么它们是否都与气候因素和农业收成问题有联系呢？很可能如此。那么它们是否也与共同的货币问题有关，或者是由共同的货币问题引起的呢？这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我是倾向于持肯定意见的一派。下面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证据。东南亚研究专家安东尼·里德（1990）认为，东南亚肯定经历了“17世纪危机”，这种经历在亚洲是普遍性的。他指出，在该世纪中期以及稍后的时间里，东南亚因为特别依赖贸易的发展，因此出口价格的降低造成生产的低落，在经济上损失很大，马尼拉等地的贸易无论是数量还是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都下降了。里德或许过多地强调马尼拉“危机”的东南亚效应，强调马尼拉在西属美洲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中介角色。缅甸的勃固是在1599年遭到灭顶之灾的，从时间上看也不能归因于17世纪中期的危机。不过，关于东爪哇和中爪哇，里德（1990：92－95）特别强调17世纪前期到中期长达75年的干旱以及从1645年到1672年连续的低降雨量。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遭受了旱灾和饥荒；逞罗和柬埔寨盛产稻米的冲积平原大概也降雨不足。这种经济萧条也对在东南亚活动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商人产生了负面影响（rei1990，tar小ng1992：488－493）。里德也注意到有关欧洲人占领的东南亚某些地点人口减少的报道，但是他认为，正因为是占领区，这些报道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的确，里德特别关注的东南亚岛屿和马来半岛不应该具有代表性。利伯曼（1996：802，801）在对里德这部著作的评论里写道：“所谓的问世纪衰退根本不存在。……在我看来，厂世纪分水岭的说法基本不能用到大陆地区。”利伯曼（199：800）特别提出“延长的16世纪”，并且证明，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繁荣持续到18世纪。
里德把利伯曼的的评论送给我，请我参考。但是他坚持认为东南亚普遍经历了厂世纪危机，而且似乎还坚持他更早的主张：“17世纪危机”可能是世界性的，包括亚洲在内。他是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1990）上提出这种主张的，但是在同一期杂志上的其他文章否定了这种见解。
亚洲其他地方（以及美洲）的证据也不太能够支持里德的见解。约翰·理查兹（1990）在同一期《现代亚洲研究》上实际上也带着这个问题考察了印度的情况。他特别强调的是，除了17世纪30年代的饥荒外，在莫卧尔统治的印度丝毫没有显示出有这种长期“危机”、甚至短期“危机”的迹象。相反，人口、城市化、生产、生产力、政府的收人和储备都与前几个世纪一样在继续扩大。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和地区间的贸易也在发展。正如本书第2章对印度贸易的评述、第3章对农业、城市化和制造业的扩展与通货流入和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论述所显示的，印度在17世纪是很繁荣的。所有的证据都支持着同一个结论：印度的经济在整个17世纪都在继续扩张。另外，大多数现有的各种资料都证明，印度的海外贸易、尤其是由印度人经营的海外贸易还在发展。由于对东南亚贸易是印度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似乎也否定了里德所谓该地区商业明显衰落的论点。有意思的是，虽然里德（1997：4）有资料来论证1640年以后东南亚群岛四种关键出口商品的衰减，但是，他写到印度的情况时却是这样说的：印度的“进口想必在1650年以后急剧衰落了，尽管我们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布匹进口的数字，这方面的衰落比总体衰落要缓慢一些。”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必”一词。很显然，他没有资料来证明这种衰落，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衰落则与上述的欧洲商人被印度商人所取代的情况完全一致。
在同一期的《现代亚洲研究》上，威廉·阿特韦尔考察了“东亚的普遍危机’问题。显然，他在整个问世纪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正如我在下面要援引的其他文章一样，阿特韦尔也发现了气候问题（火山尘埃和天气变冷），这种因素似乎导致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农业产量、尤其稻米产量大幅下降。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都一度严重恶化，包括饥荒不断、商贸衰退、企业倒闭、出口缩减和外销压价等等。另外，阿特韦尔（1986，1990）强调，中国和日本的短期经济危机是相互关联的：都有共同的气候问题；在贸易上相互依赖；都有共同的货币问题。阿特韦尔是“银货危机”的主要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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