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这种危机是促成1644年明王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将加以考察。
但是，朝鲜也与中国和日本关系密切，而阿特韦尔却不能论证朝鲜同时面！陆的相关的经济问题，似乎朝鲜的问题仅仅是因为朝鲜还没有从几十年前与中国和日本的武装冲突中恢复过来造成的。再有，我们在第2章也指出中亚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现某种衰落迹象，至少有一种转移迹象，而中亚也与中国有密切联系。另外，俄国的经济在整个厂世纪一直在扩展。
那么，是否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呢？弗莱彻（198：54）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另外，阿特韦尔（199：681）也写道：“总之，说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长期的危机的论点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这种说法对于南亚地区和北亚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就更不适用了，这两个地区都在大规模地开拓。斯廷斯加尔德（1990：686，688）也作了总结：“这里发表的3篇文章（指《现代亚洲研究》同一期上阿特韦尔、里德和理查兹的文章）尽管才华横溢赝料翔实，但都未能给亚洲存在问世纪危机的观点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它们甚至不能让读者确信：厂世纪危机的概念对于研究亚洲历史有用。’言之凿凿，我们不能不表示赞同。
西亚也没有普遍的“17世纪危机”。波斯的萨菲王朝结束于1724年，但是把这归因于17世纪中期的一次危机，可能追溯得远了点儿。正如戈德斯通（1991a）所分析的，奥斯曼帝国也问题丛生，但它却能转危为安；而且，正如在前面指出的，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7）和琳达·达林驳斥了那种说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就衰落了的论点。苏莱雅·法洛奇也与他们大体一致。他给《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史》撰写了“危机与变迁，1590—1699年”这一章。他对“17世纪危机”这个一般命题能否用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一番斟酌，结论是不能。布尔萨的纺织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因利润日减而衰落了（faroqhi1994：454－456），但是，随着生产的区域化和分散化发展，在其他地方形成了纺织品生产中心，阿勒颇和伊兹密尔等产销一体的城市加强了各自与内陆的商业联系，这与我所论证的同一时期拉丁美洲的情况很相似（frank1978a）。
那种认为在1600年前后奥斯曼的经济就开始完全变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附属物的推断看来是过于草率了。应该说，（在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自立”的时期。……奥斯曼的有些行业重整旗鼓，还有一些行业……是新兴的。……换言之，奥斯曼的经济具有自身的潜力，不是毫无生气和不堪一击的。甚至到18世纪……那些全面衰落的论断也应该被视为是没有根据的假
布鲁斯·麦高思在为伊纳尔西克和夸塔尔特主编的《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史》撰写的那一章（1994：710）指出：“奥斯曼政府在18世纪进行了大量的财政改革，仅就此而言就足以打破至今在历史学家中盛行的那种停滞论的神话。”
在我过去的一部论述欧洲经济的著作中，有一章讨论“17世纪的萧条”。我特别强调（1978a：89－91，94），当时印度的经济在扩展，西亚‘自16世纪以来（与欧洲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北大西洋的渔业和北美殖民地也在发展。至于拉丁美洲，我认为在白银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有所衰退（这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探讨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经济活动和拉美范围内的地区间贸易都在发展。
总之，很显然，根本不存在普遍化的长期的“17世纪危机”。阿谢德（1973：272）提出：“欧洲危机实际上具有世界性的反响”。虽然里德（1990跨门从亚洲整体的情况予以论证，但是这个命题肯定不符合实际。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和亚洲的情况看，地区性的或国家的危机基本上是局部的，而且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在该世纪中期就很快恢复过来，中国在17世纪末也恢复了元气。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了较普遍的衰落；但是尼德兰和英国却从中获利。在下一章我们将探究亚洲经济在17世纪的持续扩展对我们的主要论点有什么意义。这里我想先考察一下，既然没有一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那么这个世纪中有哪些短期的危机。
（3）1640年的银货危机
17世纪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国确实发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它们似乎主要是由气候与货币问题引起的，当然它们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下降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下降阶段通常持续二三十年。
人们往往忽视中国的货币经济与邻邦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史，对日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朝鲜了。即使对此有所思考，但通常也是否定这种关系。15世纪，中国的白银生产总共仅有4，000吨（cartter1981；459）。戈德斯通（1991a：371一375）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从未超过中国经济的豆％，往往不到0．3％，而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白银量很大。在丹尼斯·柏林等人提出的新论证的影响下，戈德斯通（1996年的私人通信）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但是，戈德斯通明确地否定货币问题是危机的起因之一，他甚至在论述中国的一节使用这样的标题：“财政危机，并非通货危机”（1991：371）。他否定阿特韦尔（1977，1982，1986）和阿谢德（197）的设想：17世纪30年代，西属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生产和出口的衰减促成了明朝的衰亡。他承认，1640年前后，明朝政府在征集租税以及供养军队方面遇到严重的困难。但是，戈德斯通——以及莫鲁格尼和夏为忠、冯格拉汗（1996）——批驳了阿特韦尔把白银供给说成一个重要因素的论点：
白银进口的急剧衰减……对于晚明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人无法交纳租税和还债……由于军饷和装备不足，明朝政府……失去控制……先是无力镇压内部的起义，继而无力应付满族的入侵。……（这）肯定加剧了它的困境，破坏了统治的稳定基础。
阿特韦尔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这些不受帝国官僚政府控制的因素也使晚明经济恶化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帝国的货币体系。……白银在经济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世纪后期外来白银的大量涌入反而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失控。……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盗活动和海难，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变得极不稳定，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1620－1644年）尤其变化莫测。在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波动恰好与侵袭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恶劣天气及洪灾、旱灾、歉收等重合，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反响。
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明朝的财政和政治统治早在17世纪初就被进口白银的供给增长削弱了。由于明代的市价以及税款额都是按白银来固定计算的，因此白银供给的增长使它们都贬值了。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则使银和铜、银和粮食之间的比价有所上升。实际情况很可能如此，但是也不必以此来否认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对明朝财政的进一步的打击。
莫鲁格尼和夏为忠全面地反驳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明朝末年（指该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日本白银）贸易达到了顶点”，而“（包括美洲白银在内的整个）白银贸易是在明朝垮台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达到顶点”。但是，根据他们对中国进口的日本白银和通过马尼拉、台湾及其他渠道进口的白银的全部可考资料所作的重新考察，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计算，17世纪30年代前半期，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20吨上下波动，在1637年和1639年上升到当时最高数量200吨和170吨，然后在问世纪物年代前半期又跌落到平均每年105吨。他们认为，人们在塞维利亚看到的超过大西洋而来的西属美洲白银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美洲白银生产的衰退，这是因为跨太平洋的银货运量平均为总产量的17％，在17世纪最初周年增加到总产量的万％，40年代增加到40％以上。“西班牙所损失的至少一部分就是中国所得到的”（198：63）。
但是，根据他们书中的表1，在1621年到1630年的10年里，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量从900万比索（23吨）下降到700万比索（18吨），在1641—1650年的10年间又降到400万吨。“（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唯一重大的衰减发生在1636－1641年”（molougheneyandxia1989：64）。但是，他们反驳阿特韦尔的论点，宣称明朝面临的问题完全归因于“内部因素，而不能归因于国际白银运动的波动”（molougheneyandxia1989：67），却似乎没有被他们提供的数据所证明：跨太平洋而来的白银每年减少了13吨（从23吨减少到10吨），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7世纪40年代前半期减少到105吨，在1643年，即明朝结束的前一年甚至减少到70吨。而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原来在17世纪30年代末大约每年为180吨，在17世纪30年代初大约每年为120吨。根据里德（199：27）的综合统计，各种来源的白银的总供给量（几乎都输入到中国）在17世纪头10年平均每年为150吨，在20年代为178吨，在30年代为162吨。然后，这种供给在40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89吨，在50年代下跌到每年68吨，在60年代回升到每年82吨（其中40％是由欧洲商人供应的太
白银短缺的另一个标志大概是银和铜的比价。恩迪米思·威尔金森（1980：30，27－29）在讨论“1628－1660年的市场崩溃和金融波动”时强调尤其在歉收和饥荒年份米价的大幅上涨以及白银与铜钱之间比价的变化。用当时较流行的、后来更通用的铜钱来衡量，米价在1628年到1632年上涨了9倍，在1642年达到最高峯，然后在高位上波动，到1662年降到原来水平的两倍，到1689年才低落。如果用银两来衡量，到1642年为止，米价仅涨了4倍，到1663年就恢复到17世纪明年代的水平。威尔金森还强调，到1642年，铜银比价逐渐上升了一倍多，然后就疯涨，到1647年高出原来的比价8倍之多。到1662年缓慢回落到前一水平，此后直到产世纪80年代都在更高或近似的水平上波动。
与莫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威尔金森把铜兑换银的比价下跌归因于铜钱成色的急剧下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威尔金森的观点发表于阿特韦尔以及最近关于白银短缺的讨论之前。而莫鲁格尼在最近的讨论期间依然把铜钱贬值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铜钱成色的急剧下降（199年的私人通信）。但是，银兑换铜的价格相应地增加两倍到九倍则可能是白银短缺的表现，这是值得探究的。同一时间由气候和歉收造成的粮食短缺因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蕩而加剧了，而这些又体现为耕地价格急剧下跌。这种形势再加上白银短缺以及白银对铜的比价上涨，也能解释为什么按铜钱衡量而不是按当时更值钱的白银衡量上涨了两倍而且较长时间居高不下。简言之，中国国内大米和铜钱按白银计算的价格似乎反映了白银的短缺，这是值得探究的。在17世纪30年代末是这样，在40年代更是这样，在50年代依然如此，只是稍有缓解。因此我只能赞同阿特韦尔等人的观点：白银供给确实对明、清政权交替的原因和后果都有影响。
再有一个证据是，明朝政府在1643年考虑重新发行纸币的建议。建议遭到否定是由于政治上的虚弱，可能还由于担。心再发生以往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会进一步造成政治上的危害。鉴于白银继续短缺，甚至缺口越来越大，清朝初期被迫（或有能力）在1650年到1662年印发了有限的纸币。后来纸币又被废止——是由于白银的供给又恢复了吗？
冯格拉汗（1996）也向明代银货危机论提出了挑战。他的论证更翔实、理论更精密。与英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他否定证明明代有一场银货危机的证据和推理。“尽管对葡萄牙人进行限制和驱逐，日本的白银出口在1636－1639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卜。nglahn1996a：437）他也不相信经由马尼拉或印度的白银供给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这里汇集的白银流动的资料丝毫没有显示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白银进口有什么急剧的缩减。……总之，在明朝统治末年，中国经济没有发生任何白银进口的突然萎缩”。
而且，冯格拉汗还在理论上对明代银货危机论作了一些辩驳。他认为，更重要的不是白银流入，而是白银存量（而且，与前一个世纪的进口相比，白银进口仅下降了4％）。再有，中国物价的下跌先于白银输入的衰减；他也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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