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远的时间，试图从公元930年开始确定大约50年一循环的周期。这就使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成为第1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第5个周期（康德拉捷夫的大多数追随者的看法），也不是大约第11或第12个周期（fran1978a，goldstein1988）。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930年到1250年的宋代中国发现了连续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但是从那以后（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所在），他们认为，康德拉捷夫波动的技术创新动力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西欧。在他们看来，推动他们所谓的19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是从1190年以后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开始从中国转移到欧洲：“继家代中国之后，变革的领导权转移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又向西转移到葡萄牙，最后转移到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modelsk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225，表7．2，8．3）。
但是，根据前面所展示的许多证据，世界经济及其领导中心（如果有这种领导中心的话）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都始终在亚洲。这种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通过考察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所确认的技术创新部门来解决。最初的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印刷术和造纸术开始的，这些技术创新都发生在中国。从他们所谓的始于1190年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起，技术创新都发生在欧洲。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欧洲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始于1190年的第5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创新是香料市场。然后直到第12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结束的16世纪80年代为止，技术创新先后是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舰队、胡椒、几内亚黄金、印度香料、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在17世纪，第13和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中心分别是“美洲一亚洲贸易（种植园）和美洲一亚洲贸易”。最后，只是在1740年以后才轮到棉花和铁（但是似乎早了点，因为英国的棉纺织技术发明是从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19世纪的创新是蒸汽利用、铁路以及钢、化学和电气。20世纪的创新是汽车、宇航、电子技术以及信息产业。
不管怎么样，从第6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25年）到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688—1740年），除了两个例外，其他所有创新都与亚洲贸易有关：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胡椒、香料，尤其是“亚洲贸易”。两个例外是几内亚的黄金（也是用于支持亚洲贸易的）和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另外，在始于1740年（虽然太早了点）的第匕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之前，这些创新没有一项发生在工业和制造业部门。看来，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辨认世界经济的欧洲“中心’发生的“创新”时也不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因为这些创新不过是欧洲人争取从亚洲的真正经济活动中心谋取好处的漫长努力的反映。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未刊稿1994：217）承认，从第5个到第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在另外两三个世纪里，直到哥伦布时代在内……中国市场仍然是世界贸易的磁石”。
在正式的文本（1996）中，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讲得更明确——但也更自相矛盾：
从七世纪末开始的历次康德拉捷夫波动之间的共同点是那种努力发现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路线的尝试。…冲世纪欧洲乃是一个从英国到中国的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区域性亚体系。……但是，我们认为，（从第5个到第8个）这4个康德拉捷夫波动是以意大利城邦（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活动为中心的，从而维持了从宋代中国的最初冲动到欧洲各国在全球大扩张之间的康德拉捷夫波动链条的连续性。……但是，经过这些地点的转移，欧洲亚体系的主导贸易部门的最终焦点是调整亚洲高价值商品向欧洲的流动。
说得不错，但是他们至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磁石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时间减少了三个世纪，而且否定了它们后来依然保持的对欧洲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也指出：“葡萄牙通往印度的路线乃是嫁接在传统的远程贸易网络上”，“因为亚洲贸易是整个荷兰网络的关键部分”，而且长期以来也是整个欧洲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modelski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154，113）。也许就像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末刊稿1994：97）所说的那样：“世界强国在其处于学习阶段时就造成了大多数的根本性经济创新。’就此而言，欧洲人在学习上是很吃力的，因为，至少在欧洲人抵达亚洲后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强国还是在亚洲！因此，既然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提出“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波动的关键是“主导部门”和“创新”的情况，那么更多地看看亚洲在这些‘主导部门”和“创新”中的情况，可能会对人们有所裨益。说到底，正如第4章已经论证的，所谓的18世纪末之前欧洲技术的“领先地位”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的产物。
梅茨勒（metzler1994）也扩展了对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横向空间搜索。他认为，日本，更明显的是中国都经历了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其时间至少与以欧洲和美洲为基础的“典型的”康德拉捷夫波动一致。他提示，它们可能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或者用弗莱彻的术语说，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有横向联系。这种提示足以促使人们进行远比现在更深入的研究。根据我们前面对17世纪叩年代的通货危机和可能存在的康德拉捷夫危机的论证，尤其能肯定这一点。对其他陷入通货、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时期，例如1688－1690年（这个时期的困境可能促成了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和东海岸的默苏利柏德姆的衰落）以及1720年以后这两段时期，都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和通货角度来进行类似的研究。
（5）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危机和衰退
1762一1790年是另一个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来分析的下降的“b”阶段。在这个时期，法国、尼德兰、圣多米尼克一海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剧变，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也发端于此时。我（1978a）和沃勒斯坦（198）曾经从欧洲和大西洋的“世界”经济的角度对这个时期作过分析，这里再把它放在另外一种世界经济的脉络中重新加以考察。
虽然我在1978年进行分析时，对传统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起点仅追溯到1790年，但是我认为，这种周期早就开始了。我把1762－1790年作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下降阶段并进行了考察（1978旬。近年来，我（199，1995）把自己原来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与布罗代尔（1992）的研究作了比较。布罗代尔一方面宣称：“（欧洲的）世界一经济是最大限度的共振平面。……这种世界一经济千方百计地在一个广大的范围造成统一的价格，就像动脉系统把血液分配到整个肌体一样”（braude1992：83）；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一经济的影响应该很快就超出任何被认为是最大限度的界限”，由此他陷入困惑：‘真正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局势的韵律超越了它们本身的世界一经济的严格界限”。
当然，我们是在探讨一个世界经济里的世界经济周期。关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一经济”（带连字符的）与吉尔斯和我的“世界经济”（不带连字符的）之间的区别，请参见我（199）以及我和吉尔斯（1993）的著作（其中也收录了沃勒斯坦的一篇答复）。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就提供了有关的证据，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布罗代尔（1992：76）复制了一幅关于1742－1785年俄国出口贸易及其贸易收支的逐年波动曲线图。他指出：“可能由于购买军火造成的结果，在1772年和1782年出现两次短暂的（贸易）盈余下降”（braudel1992：463），但是他没有作出任何评论。实际上，这幅曲线图还显示，在1762－1763年有一次大幅下降，而且这三次下降都与俄国出口大幅下降曲线一致，不一定都与进口军火相关。
不过，这三次短暂下降期也都发生在三次世界经济衰退的年份。布罗代尔是在另外论述阿姆斯特丹情况的一章（199：267－273）对这三次世界经济衰退作了一些讨论。但是他没有把世界经济衰退与俄国同时发生的上述情况联系起来。布罗代尔在另外一章复制了一幅1745－1776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收支曲线图。图中显示，同样在1760－1763年和1772－1773年，英国的进口大幅下降，出口也有下降（这幅曲线图没有延伸到80年代）。而布罗代尔既没有寻找这两个曲线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寻找其中任何一条曲线（更不用说两条曲线）与它们所体现的世界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从他对这些经济衰退的评论看，他的这种遗漏就显得更奇怪了。关于第一次经济衰退，他写道：“由于通货短缺，危机蔓延开来，造成大量的破产；危机不仅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而且蔓延到柏林、汉堡、阿尔托纳、不莱梅、莱比锡、斯德哥尔摩，在伦敦也造成了严重后果。”（braudel1992：269）谈到第二次衰退，布罗代尔指出，1771－1772年欧洲各地农业普遍严重歉收，挪威和德国出现饥荒。他还指出：
这次严重的危机很可能因同样发生在1771—1772年的印度大饥荒的后果而变得更加严重，使东印度公司的运转陷入混乱。那么，这次严重的危机的原因何在？毫无疑问，上述各种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是信用危机周期性发作不是一个实际原因吗？……当时的人们总是把这种危机与某些重大破产事件联系起来。（braudel1992：268）最后，在论述北美殖民地的一章里，布罗代尔谈到：
1774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会，当时一些反抗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3艘东印度公司货船，把船上的货物扔到大海里。这个事件虽小，却标志着殖民地——未来的合众国——与英国决裂的开球
然而，布罗代尔还是没有把发生在同一些年份的美洲事件与他所分析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个对“格局”特别敏感的世界史学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根本不去寻找其中的联系？沃勒斯坦（1979；198，228）至少还提到“七年战争”后在1763年出现了一次“战后衰退”，而且还大段论述了在经历了与美国革命相关的战争后于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战后贸易萧条”。但是，沃勒斯坦也没有提到在这二者之间于于18世纪对年代发生的衰退，而正是这一次衰退引发了美国革命。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弗莱彻的建议去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些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都通过一系列世界经济／体系的商业循环而相互联系，都处于我在20年前所考察过的那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危机阶段（frank1978a）。概括地说，1763年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就是在始于1761年的衰退和长期下降趋势的影响下签定的。从1764年起，美国的食糖条例。驻营条例、印花税条例和汤森条例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引起北美殖民地的极大不满；更严重的措施是禁止发行债券和纸币，从而使殖民地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债务人的困境变得更加严峻。但是，北美殖民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同期性的复苏继之而来——直到1773年开始了又一轮的衰退。另外，豆770一1771年孟加拉大饥荒也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找到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它请求国会给它以救济，结果获得1773年的茶叶条例，授权它向美洲市场倾销茶叶。北美人则用布罗代尔提到的“茶会”方式把这些茶叶倾倒进大海。英国在1774年用魁北克法案和不可容忍法令进行报复，从而使经济冲突迅速演化为政治压迫。这反而激发了北美人民对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响彻世界的枪声”与1776年《独立宣言》的支持。
18世纪80年代的衰退造成了英国和俄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布罗代尔指出了这种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错误的诊断。这场衰退甚至在法国和新建立的美国产生了更重要的反响：点燃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导致了美国的新宪法。在邦联制的美国，18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以及广85一1786年更严重的经济滑坡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政治运动，例如1786年的谢司起义；两次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联邦主义者的支持和对邦联条例的否定。由此才使1787年美国宪法取代了邦联条例（frank1978a：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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