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天下。我们认为，那种经济条件比贸易保障或所谓蒙古人在政治上的虚弱无力更重要（顺带说，蒙古人从来也没有想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迄今为止，在亚洲处于又一个下降的“b”阶段时，欧洲和西方的冒险和入侵活动要成功得多，这应归因于它们（同时在世界范围）进入工业化的新经济阶段，但是它们也很快呈现出地区特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论述的，这种工业化的创新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周期的意义要么没有得到全面的估量，要么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此外，从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从1800年算起到现在毕竟不到两个世纪——关于这种西方的“创新”活动及其世界经济后果的最终证据还没有水落石出！
总之，尽管历史拼图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鉴赏它们。正如弗莱彻指出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各个社会或事件的‘借殊性。的含义。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东方‘衰落”和西方‘兴起”，就必须这样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一章就是“做”的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把“西方的兴起”与蒙古人的兴起加以比较是否有所裨益，“西方的兴起”也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比较确实提示我们，一个原先的边缘地区能够利用亚洲“核心’的政治经济衰落的（暂时的？）时机而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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