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宮，不祥之兆【二二】，尤宜戒之。其然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
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據江氏志。
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為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素在淮南，行部至郡邑場務，所問者課額羡與否而已，未嘗毛舉細故，以摘發官吏。人初視之，若闊於事情，而所布耳目實甚廣，間有被劾者，皆罪法必得。故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而莫敢為非。此據朱史附傳，不知誰所作，姑錄之，俟考。江鄰幾云：王仲儀帥平涼，出都門，長簷帽，四敩衫，金束帶，鞍馬稱是。子野赴甘棠偕行，顧謂子弟輩：「不意仲儀壞到此箇地位」。按是年八月，王質知陜州，然則素雖有此除命，到八月乃出京也。
契丹歸明人進士梁濟世為應天府楚邱縣主簿。濟世本涿州人，嘗主文書敵帳下，一日得罪來歸，且言將有割地之請。既而劉六符至，上發書，以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事先漏也。朝廷先知此敵有割地之請，緣王果購得敵書本也。此又云梁濟世來告，豈濟世因果以歸附，止一事而史各言之，故不相屬乎？當考。
辛亥，升陝西制勝指揮於雄武之上。
賜歸明人大理評事蒙守中進士出身。
壬子，詔疏決天下繫囚，流徒罪降一等，杖笞釋之，雜犯至死情可憫者奏裁，旱故也。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兒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敵人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二三】，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三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覷步谷口道路【二四】，此又大可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觽，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觽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癔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二五】，如卻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諸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卻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徐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河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二六】，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敵之勢。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二七】，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二八】，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正傳謂仲淹及弼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此當時髃小人謗仲淹及弼，故云爾。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刪潤，庶不失事實。正傳但云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於上，會塞下有警，仲淹因與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宣撫陝西、河東。今據弼自敘劄子，增以夏竦偽作書詔事。契丹與西界會兵討呆兒族，亦據弼奏議，國史及仲淹墓誌、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蘇轍龍川別志云：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枉過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申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為之愕然。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二九】，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三○】，乃信之。按轍所志，未必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固知必不久安於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魏泰東軒雜記亦云，今並不取。
癸丑，諸軍因戰傷廢停，不能自存，及死事之家孤老，月給米人三斗。
又詔因西事科配及揀鄉兵逃移未復業者，所在招輯之。
甲寅，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於眇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五行志云：是歲，京師旱，飛蝗蔽天。
戊午，雨。
追封鎮國節度使李繼和為安國公，以其廟為安國廟。初，繼和知鎮戎軍，創為城洫，又有威惠，吏民為立祠。及西賊入寇，廟中數有神光及夜聞甲馬聲，故特表異之。
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兒族，路出河東境外，疑其變詐，恐為河東之患，遂遣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此陛下憂勞愛民之深也。仲淹聞命，夙夜在心，即乞於京師及陝西發兵馬，調錢帛，為備禦之策，此仲淹忠勤體國之至也。然以臣愚慮，或恐過之。何者？臣前歲奉使契丹，頗見情狀；又自去歲至今日【三一】，見河北、河東探報契丹與呆兒族相持事宜，參驗得實，契丹必不寇河東決矣。彼既不來，是不宜枉有調發，空成勞費。雖不入寇，然張虛聲以困我，未必無心【三二】，今若勞費不悛，則正落賊計，亦為其窺見淺深【三三】，非策之得也。此臣但論今歲未必為患，若他時則非臣所知。他時雖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東為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東照管，未宜調發。若將來河東卻有契丹入寇，是臣有罔上誤國大計之罪，乞加臣身。」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為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行事衍，衍不以為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為忤也。
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敵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耱，敵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敵騎深入【三四】，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二敵，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每奏敵中事宜，則曰探候之人妄欲希賞，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其常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嚇，佯為包容，其實偷安，不為國家任責，畫長久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三五】，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有勝算。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時之安。二邊所以敢然者何？國家向來輕敵妄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敵為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坐享重幣，交戰則必破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歡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二敵所圖，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敵連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為無事，二敵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誼可納也。謹具守禦策如左。
其守策：
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北平一寨，總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敵寇而不使得深入。定為右臂，滄為左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三萬，鎮二萬，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萬，祁、莫、順安、信安、保寧、永寧、北平各五千【三六】，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餘二萬分頓諸道，巡檢遊擊兵。今無事時，河朔已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約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當時守城不敢出，敵兵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領三十萬觽，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逗誘，衝陷掩襲，臣雖至愚，未信敵騎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三十萬，然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縱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部鄉軍堅守，不使出戰。
二曰：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贓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驅遣目前常事，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敵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不細。其上件十九州軍寨，在河朔尤為要害，內定、保、雄、霸、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見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冀、瀛、莫、祁五州，保定、乾寧、永寧三軍，北平一寨，亦乞差選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效著聞，優與就遷秩祿及厚加錫賜，使樂於邊計，無所怨苦，則悉心營職，自能久處。或廉勤可尚而才力不足者，罷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故為乖慢因循，欲離邊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其身，孰能不勉？
三曰：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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