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小人可以盡得志焉。今朝廷清明，賢能萃眾，不可因小事以生大患，此陛下所當慎也。臣故不敢默默，而先事以獻說，惟聖慈裁擇。」貼黃：「臣竊聞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既以謂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議藉藉，以謂勢不兩全。臣竊謂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若因其嫌疑之跡，而遂成其朋黨之名，此非朝廷美事也。兼執政大臣可否二人之言者尚未必同，伏望陛下因執政奏陳之際，而斷自聖意，此臣區區之願也。」
甲子，右正言王覿又言：「臣前日曾有封事，言蘇軾所譔策題是非曲直久而不決，大臣之論既不同，言事官之論又不同，陛下將孰從耶？望陛下姑置眾說，取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臣今竊恐陛下終以眾說之不同，未即與奪。緣臣初不預其事，士大夫與臣言者無所嫌疑，獲聞公論最詳，兼軾所譔策題，臣觀之亦熟矣，今更為陛下終其說。臣謂原軾之意，則不過設疑以發問，按軾之言，乃失輕重之體也。軾之策題曰：『欲法仁祖之忠厚，則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則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又引孝文、孝宣，以謂『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患，督責過甚之失，何營可以及此也？』用此以觀軾之本意，則誠出於設疑以發問而已，然孝文、孝宣之治豈無弊者耶？軾舉之既已過當，而又憂我之有弊而慕彼之無弊，則疑若仁祖、神考之政不逮於孝文、孝宣矣，則軾之措辭，豈非失輕重之體哉？臣故曰：『原軾之意，不過設疑以發問，按軾之言，乃失輕重之體也。』臣前疏所謂『取策題而詳察之，則是非可以立見』者【三】，蓋如此，惟聖慈裁酌施行。」
乙丑，朝散郎杜天經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從知開封府錢勰辟也。
詔輔臣分詣諸寺觀謝雨雪。右諫議大夫鮮于侁言：「熙寧中，以戎、瀘夷漢主客戶通為義勇、保甲，歲以農隙教習武藝，令提點刑獄按閱賞勸。厥後夷人不免作過，而稅地遂或廢耕墾，請罷之。」會知鄭州岑象求亦以為言，詔本路轉運、鈐轄司詳度以聞。
詔于闐國黑罕王貢方物，回賜外，餘不以有無進奉，悉加賜錢三十萬。
故夏國主秉常以遺進物遣使來貢，詔其子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上與太皇太后降詔賜物，悉視慶曆八年銀絹各三萬、錢三萬貫之數。以起居郎、權樞密都承旨公事劉奉世假直集賢院，借三品服，為冊禮使，崇儀副使、帶御器械崔象先副之【四】。冊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顧乃西陲，錫壤建邦，衛於王室，保姓受氏，同于宗盟，爵命曪嘉，恩禮甚渥。今爾承其冑緒，紹茲藩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實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茅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冊，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光；忠於戴君，永膺福祉【五】。往祗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
詔罷諸路將下管設，自今諸將歲賜公使錢五十萬，東南路軍三十萬。每公使十萬造酒毋過十石，歲終有餘，以繕軍器。右司郎中范純禮奏：「瀛州防禦推官錢世雄等進狀理雪受蘇軾譏諷文字案後罰銅事，元案內連坐官黃庭堅、周邠、顏復、盛僑、王汾、錢世雄、□綰、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陳珪、王鞏受蘇軾謗訕詩不繳，罰銅二十斤；王詵隱諱上書詐不實，徒二年，追兩官，合牽復。昨有旨，王詵訴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詳。」三省進呈：王詵以嘗追官，難從矜恕；黃庭堅等並特與除落。是日，詔：「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譔試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今看詳得非是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諸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丙寅，三人赴都堂，右僕射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中書侍郎呂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劉摯諭旨。三人者謂公著等皆知軾為有過，然特欲以上意兩平之耳，皆不敢奉詔。丁卯，三人者又各上疏，巖叟言：「伏睹聖意周旋委曲，優容臣下，惟恐有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臣當何以報，惟知不敢愛身，為陛下守官耳。苟避犯顏逆鱗之誅，而阿意順旨，不盡其心，以事陛下，則臣所不忍。臣按：蘇軾如聖諭非是譏諷祖宗，然只以祖宗置于議論之間，便是有傷大體，安得以為無罪？今陛下既不欲罪軾，又不欲罪臣等，而擬兩罷其事。在慈仁兼愛之心，則可謂至矣，於朝廷欲以立紀綱，正典刑，則未為得也。後日他事若更煩陛下和解，則恐紀綱由此隳，典刑由此廢，啟僥倖之門，開陵遲之端，自臣等始，負陛下罪不可容也。陛下聽政以來，未嘗有一事少差，此事更願聖慈曲加思慮，必有所得者，臣愚不勝拳拳忠告之至。」貼黃：「臣愚聞有與軾為地，曲為之辭，以釋其說，上欺天聽者，願陛下察其出於私意，不以為惑，則事遂矣。」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己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於經義【六】、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及舉經明行修，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東西、福建、河東、兩浙、成都府路【七】各四人，荊湖南路、廣南東西【八】、梓州路各二人，荊湖北路、夔州、利州各一人，委知縣當職官司同保任申監司，監司再加考察以聞，仍充本州解額，無其人則闕之。」（呂大防作呂公著神道碑云：「自熙寧四年，始改科舉，罷詞賦等，用王安石經義以取士，又以釋氏之說解聖人之經。學者既不博觀髃書，無修詞屬文之意，或竊誦他人已成之書寫之以干進。由此科舉益輕，而文詞之官漸艱其選。先帝以答高麗書不稱旨，故當時以為言，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乃于經義之外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莊之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佛書為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不得專用王氏。」）
復置太官令一員，從光祿卿趙令鑠言也。
庚午，翰林學士蘇軾言：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
臣所譔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有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日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
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心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譔策問，似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問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睹二聖臨御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簄，備邊之計漸弛，而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譔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簄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邇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技。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以為不然。
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東、河北、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猶以為不可。
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
臣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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