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在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惟留神察之。自河決小□，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敵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五】，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貼黃：「朝廷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轍又言：「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而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觽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項批語，髃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己無心，欲求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撥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撥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求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草、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繫，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難得，新法鹽錢雖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較利害，□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議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賠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預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鮮于綽傳信記當考。調兵、買草二事，不知後來竟曾罷否，買梢事即彭汝礪所論者。）
皇伯祖前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特起復如故，宗晟凡四辭，並賜詔不允。翰林學士蘇軾言：「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殉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聞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慮，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乃聽宗晟終喪。（聽宗晟終喪，在閏十二月二日，今并見于此。十一月二十日甲辰宗晟起復。）\208 左中散大夫晏知止為主客郎中。（司馬光薦知止，累外任知州、監司，及今乃入為郎。）
注釋
【一】用錢近四十萬貫「十」原作「千」，據閣本改。案：若謂買梢草一千萬束用錢近四千萬貫，則每束價近四貫，必無此理；下文蘇轍奏稱「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亦可證此處「千」為「十」之誤。
【二】都未曾議及「曾」原作「會」，據閣本改。
【三】凶年方肯斫賣「賣」原作「買」，據閣本改。
【四】臣訪聞河北轉運司「司」原作「使」，據欒城集卷四○論開孫村河劄子改。【五】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與」原作「於」，據閣本及欒城集卷四○再論回河劄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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